十年特稿·五｜中国经济感知的错觉：高预期与低获得感

导言：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正式进入二十大的政治周期。回看过去十年，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不管是放在改革开放的周期中，还是中共百年的周期中，都是极为关键的十年。过去十年，不仅中共领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从高速度转入中低速并成为新常态，滴滴、电子支付等平台经济亦将中国正式带入科技变革周期和互联网时代，社会层面思潮涌动，中国人的世界观变得不同以往，小粉红崛起成为最具标识性的现象，平视世界的一代抱持着对中共和中国的信心与自信登上舞台。当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后，中国之变以及中国可以在国际场域发挥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在二十大前，《香港01》推出“十年总结”系列特稿，以期更好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此为系列特稿第五篇。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日期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七千多字长文，肯定疫情以来中央的经济政策。文中说，习近平在Omicron变异株来袭后“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带领民众打好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文章指，一方面，中国经济今年前两季度实现正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新冠肺炎发病率最低、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

不过，国际社会对于疫情下中国的经济前景越发感到悲观。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4%，创下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低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月底将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值大幅调降至3.3%，指出这与中国持续采取“防疫封锁措施”以及“房地产危机加深”等因素有关。不仅是来自外界的担忧，事实上，中国国民对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担忧的。这也就有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也提出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尤以“预期转弱”为最重要的变量。

当然，确实，新冠疫情以来，综合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数据，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谓不“出色”。用《人民日报》的评述来说：“从发展基础看，去年我国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从供给潜力看，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继续彰显；从内需空间看，14亿多人口、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从政策环境看，改革与调控‘组合拳’不断发力，稳增长合力正加快形成。可以说，冲击影响都是阶段性的、暂时的”。但社会的反应来看，则有另一个面向。最典型的是，14亿人口的市场 “消费不动”了。14亿人口的最大消费市场，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消费增长却近乎停滞。这就是社会感知和数据的落差。

这种反差在疫情之后凸显的非常厉害。但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国数据的高增长，与民众的获得感之间存在鸿沟，越来越明显的低预期和低获得感。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敢消费，成为了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从2012年开始，中国GDP增长跌破8%，而后逐年增长率走低（除了由于疫情缘故，2021年相较于2020年的8.1%的增长）。虽然坦白说，这个经济增速并不低，但社会层面早已敏锐感觉到来自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物价上涨，实体经济开工不足，就业压力骤增，农产品价格不振等等，已经开始影响全社会的日常消费意愿。

民生问题往往是经济发展在分配环节的衍生，经济景气指数牵涉民生冷暖，民众对于“钱袋子”，以及收入预期的感知，又往往回馈到经济大势。两相交织，必然愈缠愈紧，若不以绝大的勇气快速破解，或将出现结构性困扰。一旦丧失信心，“提振经济”就会沦为一句空话。这表明，当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绝大的“坎儿”。

中国是“国富民穷”吗？

先看一组“硬实力”数据。2000年，当时的全球经济总量不过33.7万亿美元，而美国GDP总量已经突破了10万亿美元，直接占了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美国的工业增加值达到了2.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4.6%，为美国稳坐经济霸主的地位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那时候，中国经济正值高速发展阶段。1991年-1997年这七年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0%，占世界的比重也终于上升到5%以上，开始在国际上展露头角。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超5000亿美元，占世界的5.9%，在美国面前似乎还不值一提。

但全世界都没有想到，中国的成长速度会如此之快。仅仅10年时间，中国接连超过了日本和美国。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工业生产总值反超美国，跃居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同时，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也达到2.8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15.51%，仅比美国少了0.07万亿美元。

数据可见，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这十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优势不断巩固，体系完整优势更加凸显。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中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根本，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工业革命以后，中国迅速从一个发达的农业文明国家滑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错过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这些年，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逐渐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部门， 这是一个巨大成就。但也要看到，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显得更加紧迫，任务也十分艰巨。

中国国家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但相较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国民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入世的红利，不论是是数据上的还是感受上的，居民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消费质量明显改善，但近10年来，民众享受的红利开始衰退。当然，这也是正常现象。在中国，谁都不会陌生“内卷”这个词。

“内卷化”从学术界传播到社会，成为一个互联网热词。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经常听到或见到人们“太卷了，实在太卷了”的感叹。“内卷”所指涉的内容实在太广，以至于它本来的含义都显得模糊起来。它有时表达的是打工者对无日无夜加班但工资没有递增的愤懑，有时是家长对无休止地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焦虑，有时又是管理者对公司销售额逾高，但毛利却越低的无奈等等。

其实，这是中国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后家庭可支配收入停滞，物价走高，阶层也逐渐走向固化的残酷现实。“内卷化”概念的流行，其背景是近年来企业、家庭或个人越发感受到正投入到一种同质且无效的激烈竞争当中。并且，这种竞争并没有促进一种对社群或个人有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的产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连三年的疫情冲击。尽管多位经济学家曾预测，随着经济重启，消费会出现“报复性V字反弹”，但中国的年轻一代在消费态度和消费行为上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克制与冷静。疫情让他们意识到了存款的极端重要性，享受类消费已经丧失了吸引力。事实上，数据可见，“报复性消费”迟迟未至，“报复性储蓄”却一度高涨。消费引擎对经济修复的贡献明显落后于投资引擎。

根据央视财经发布的《2019-2020中国青年消费报告》显示，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态度开始趋于理性和有度。55.8%的年轻人消费时更倾向于只买生活必需品，40.2%的年轻人选择少买点、买好点，39.6%的年轻人认为购买决定比之前更慎重。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影响着她当下的消费行为。

如此的对比呈现，是否在说中国“国富民穷”？也绝不是这个意思。确实，就人均GDP而言，中国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很大距离。但中国政府根本不是掠夺性政府。也必须承认的是，多年来，政府励精图治的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都在不断尝试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对于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改革开放40年来，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更多地倾向了前者，于是追求速度，追求投资，追求GDP，在这样一种思维下，势必就是GDP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而言，国家也就比人民更富一些。这也是事实。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正视这样一种现实以及“国富民穷”这样一种情绪，我们才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和决心。“国富民穷”，事实上代表着一种情绪，一种希望可以更多分享经济福利的情绪。

国富民还不够富，是一个更贴近现状的形容。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确实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发展瓶颈。加之，疫情也一定程度上的放大了中国年轻人的贫穷恐惧，进一步加大了数据预期和获得感之间的差距。

如何突围困境？深化改革不能是口号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将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定在5.5%的增长。坦白说，正常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不高的增速。这也是10年来经济增速定的最低的一次。但以上半年仅2.5%的GDP增长来看，要想完成5.5%的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实际GDP增速必须达到8%以上。实现这个增速很难。也就是说，今年可能有史以来首次未能完成经济增长目标。这就将是一个标志性驻点。

中共20大以这样的经济成绩单开局，五味杂陈。但在沉浸于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有这么一次当头棒喝，也着实是一件幸事。中央政府必须要正视经济发展的问题，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未变，但确实来到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怎能不随之而变？

坦率说，中央政府是看到了问题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此中央一直有清晰的认知。但看当下，不论是国务院33条举措也好，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维度的“工具”也罢，都是治标不治本。

如何“治本”？“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是的，要有对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就要抓住深层次问题，继续深化改革。其实，习近平说过：“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看上去这些似乎都是经常反复说的东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就走了样。

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一方面，要敢于打破惯性思维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着眼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力诫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另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不做表面文章。

但我们都看到的是，比如说疫情下的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减税降费是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夸耀的政绩。然而，如今诸多企业所面对的直接问题是，根本无法缴纳上税款，如何做到先缴再退呢？市井长巷里的店铺有多少根本缴不上那笔税款，等不到政府退税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现在不是“过渡”问题，是“生存”问题，这才是实事求是。那能否打破惯性的，在特殊时期，对于部分企业直接免税呢？

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一方面，要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顾此失彼；另一方面，要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点带面。

但我们都看到的是，就连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老生常谈的问题都一谈再谈，无法突破。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其融资存在制度性约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以上的信贷资金，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近些年，经常听到国有银行宣讲，要“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但钱流向哪里却很诚实。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目前国有银行一半以上的信贷都是贷给了不到贷款总数百分之一的大客户，这些大客户绝大部份都是国有企业。政策从来就没有少过，奈何还是成了顽疾。中央银行顶住内外压力不断释放流动性又有何用？重点需要突破的的主要矛盾就是多年不破，在特殊环境之下就更为艰难。

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既要有全局观念，坚持局部服从全局，也要重视局部，在完善局部中优化全局。但我们都看到的是，由于资本的过度逐利性和短视化，与教育、医疗、住房所具有的长期社会属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恶劣的问题，当问题逐渐暴露后，立刻开启了一个强硬的去资本化过程。但是这样的去资本化，这么大的政策急转弯，所造成的后果亦需要从全局上去掂量。首当其冲，会直接被冲击到的就是数以亿计的人口就业问题。

这也直接考验如何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简单的去资本化，政策的急转弯，造成的冲击非常大，可能只会解决一些短期问题，长期的根源问题还在那，最终靠什么来解决？当初供给不足的问题，解决依靠的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货币化，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的介入，可以说在缓释供给压力层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现在问题暴露的特别多。那么究竟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呢？市场自由主义的拥趸者当然认为是市场化不足，政府干预的过多。这个认识显然不对，而且带有极强的形而上学色彩。市场化不足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问题。

原本，教育、医疗、住房从技术属性上都是很难用单一市场机制来解决的，它们本质上是一个混合属性的社会产品。在这个时候，应该摈弃对市场经济的过度迷恋情结，更不能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致命自负，而是需要客观认识到现实的种种约束，从第三条道路出发，从社会企业的本质研究和政策科学的机制设计中寻找答案。去资本化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其置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去解决。这一切，都需要少一些焦虑，多一些耐心。这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全局，摸着石头过河摸规律。

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既要有担当精神，也要求注意防范重大风险，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面对经济失速的时候，财政发力很自然的着力点就会孤注一掷于基建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当年5月底，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指出，“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当时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直接或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带动市场。

但今年内地疫情多点散发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新的挑战，经济虽称不上断崖式下跌却也猝不及防。面对失速，大投资大建设突然就成了不二法门。从各地发布的项目清单来看，新基建、重大交通、能源水利、园区配套设施和重大民生基础设施等仍是各地投资重点，新老基建重大工程项目数量占比普遍超过50%。毫无疑问，重大项目作为逆周期政策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稳增长方面确实发挥极大作用。如此，2022年有望实现GDP增长。但就算今年GDP在强大基础投资拉动下交上了成绩单，真的就能扭转“预期差”吗？GDP是国家层面的“功课”，而“预期”更多是人心。

更要意识到，当年应对次贷危机的4万亿投资曾造成很多后溢效应——各地“大、干、快、上”的盲目建设，造成很多重点行业产能过剩、银行背负巨额信贷压力，资本市场、楼市越吹越大的泡沫……“促转变、调结构”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提上议程的。这条路径已经走过一次。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但我们都看到的是，“稳定压到一切”的政治诉求。地方政府“反应过度”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稳定问题上的泛化、扩大化趋势，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

短期要平衡，要妥协、迁就，就像当下还是要将经济增速拉上去，而中长期还是必须化解深层矛盾，要不妥协、不迁就。 这些处理不好，那带来的就是一大堆的两难和多难。改革和社会问题，就像两只老虎赛跑，这两只老虎看来各自要素齐全，彼此似乎也看不清楚对方，但是都在往前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命运。要防患于未然，矛盾凸显隐患叠加。不克服隐患，可能往前走的路越走越窄。

方向决定道路，思路决定出路。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新困境，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面对的三重压力必须要消除，才能重回轨道。这次显然是对经济治理理念及手法的一次大考。经济治理，也是习近平所提的“第五个现代化”当中的及其重要一环，如何不仅要稳住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更要弥合高预期和低获得感，看中共20大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