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稿·四｜意识形态斗争硝烟弥漫 舆论管控成治理最大短板
导言：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正式进入二十大的政治周期。回看过去十年，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不管是放在改革开放的周期中，还是中共百年的周期中，都是极为关键的十年。过去十年，不仅中共领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从高速度转入中低速并成为新常态，滴滴、电子支付等平台经济亦将中国正式带入科技变革周期和互联网时代，社会层面思潮涌动，中国人的世界观变得不同以往，小粉红崛起成为最具标识性的现象，平视世界的一代抱持着对中共和中国的信心与自信登上舞台。当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后，中国之变以及中国可以在国际场域发挥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在二十大前，《香港01》推出“十年总结”系列特稿，以期更好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此为系列特稿第四篇。
从2012年到2022年，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十年间不管是中国内部的小气候，还是国际的大气候，“斗争”的氛围都愈发浓烈。其中既有看得见硝烟的斗争，比如俄乌战争、美国发起的斩首行动、法国黄背心运动、美国国会山暴乱、香港反修例风波、台海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伤亡，也有看不见硝烟的斗争，比如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贯穿于每一场看得见现实政治的斗争中。
任何一个国家、政党和社会，都会存在意识形态，也都需要意识形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关乎认同感，包括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等。对执政党而言，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目标，就是提升认同感，强化认受性，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具体到中国和中共，过去十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不可谓不大。
在内部，邓小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积累了各种问题和矛盾。当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际，权贵资本主义、腐败问题、贫富分化等问题与矛盾，不仅需要直面，且按照官方说法，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所以十八大报告中，才会首次谈到道路问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会首次强调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再加上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各种问题与矛盾暴露于广场中央，以及在物质相对充裕之后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与日俱增，不少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寄望于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围观改变中国”进而不断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些都切实影响并加剧着高层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迫切性的研判。
如果说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是通过发展来解决毛时代尤其是文革十年的遗留问题，那么习近平上台后，则试图通过二次改革开放来解决邓时代改革开放遗留的问题，而解决遗留问题的一大抓手，就是意识形态。
在外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国际舆论场域始终有两种声音此起彼伏，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一种是中国崩溃论。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红色中国”始终有着“可怕的力量”，随时可能释放，就像西方历史上经历过的匈奴人、蒙古人、阿拉伯人扩张一样，所以不能让“睡狮醒来”，因为一旦醒来，对全世界都是威胁；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专制的中国终将步苏联后尘土崩瓦解，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市场化的国家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
中国外交部网站曾在2010年9月刊文《警惕强加到中国头上的5个谬论》予以驳斥，其中写道，“面对中国日益发展，各国因为处在不同的角度、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因而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有的期待，希望搭顺风车；有的嫉妒，心怀不满；有的感到威胁，力图防范甚至阻遏。甚至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看法和心态都会发生变化。”当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之后，期待、嫉妒、感到威胁等等错综复杂的看法和心态愈发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伊始，国际社会就开始揣测，中国已经抛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开始主动出击。在这样的心理预设下，虽然新上台的习近平反复承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对外搞扩张，但外界因中国崛起而加剧的担忧和威胁感并未有所消解，反倒在随后而来的“战狼外交”的加持下进一步强化。
基于此，2012年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启的十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注定硝烟弥漫，2013年备受关注的“8·19”讲话即明确了这一点。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在解读该讲话时透露的讯息，“8·19”讲话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以该讲话作为总纲，过去十年中国官方层面确实在对内对外斗争上比以往更加旗帜鲜明。对内，包括《炎黄春秋》、共识网以及南方系在内的偏自由派媒体纷纷沦陷，数量庞大的自由派人士在言论管控下渐次消声，审查与自我审查成为惯性，有关政治话题的公开讨论基本绝迹且被上纲上线为“妄议中央”，一些经济学家自我调侃要转行当情感博主，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近乎两个平行时空，在疫情爆发之后更加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一些备受争议的左派代表开始成为弘扬网络正能量的新宠，比如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获邀参加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引舆论哗然。随着自由派渐次消声和左派登场，舆论场再次开始出现“中国向左转”的担忧。
而在对外方面，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对美斗争方面，不管是频度还是措辞，都充分“亮剑”，毫不含糊，除了官方媒体因应具体问题的激烈批评与严词反驳外，各部门和机构不定期发布对美报告，以揭露美国人权丑闻、民主真相以及如何在中东国家犯下战争罪等等。2020年4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接连几日播发《国际锐评》，罕见地将火力对准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并痛斥其散播“政治病毒”并把自己变成人类公敌。
面对中国的斗争与亮剑，再加上十九大报告所展示的中国野望，“锐实力”开始成为中国之外一些视中国为威胁的国家的新概括。不同于“软实力”、“硬实力”，“锐实力”最开始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于2017年11月提出，意在提醒各国应警惕“上涨中的专制主义影响力”。随后英国《经济学人》以封面报道跟进，并忧心忡忡提问：“中国的锐实力，西方难以阻挡？”在“锐实力”提出者看来，在世界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不是为了扩大文化交流，而是为了“让政权透过不断尝试，发展出一套更能发挥影响力的工具”，“其核心目标是要分散注意力及操纵舆论”， 中国大幅扩充自身在环球层面的经济及商业利益，也并不是为了“命运共同体”，而是“尽可能掩盖或压制中国境外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同样作为专制主义阵营的俄罗斯，开设环球电视网络“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不是为了新闻传播，而是“加快改造全世界对俄罗斯观感及公共言论上的步伐”，“并在网上及现实世界罗织一个将国际舆论方向，调转到有利于己方为目标的强力网络。”
从这个层面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伊始就将21世纪定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以及当俄乌战争爆发后，不少媒体将中俄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其说到底都是在中国威胁论和“锐实力”的延长线上。
在看不见硝烟的意识形态战场上，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决定了这场斗争的烈度不容低估，但中共如何与社会主流同步，如何通过更现代化的方式管控舆论，也是必须面对的答卷。早在十八大前，我们在习近平上台前所写的“十大挑战”中便提到，“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前提，它必然营造着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这是中共所乐见的。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多元价值的蓬勃发展，它将衍生一种全新的社会言论生态，如果中共的传统管理思维和形式不予调整，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经过过去十年的实践检验，可以说这道题答得并不令人满意，舆论管控也被认为是治理现代化的最大短板，且中国舆论生态至今未能摆脱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桎梏，一删了之、一禁了之仍是各级官员遇到突发舆情时的惯性操作。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20世纪末即预言，世界正在变小，文化的接触会产生摩擦。而今世界已经成为小而紧密的地球村，不同文化构成的文明必然不只是摩擦，甚至最终导向冲突。这是各国面对的现实，且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倒逼下，冲突的现实正在加速到来。对中国来说，虽然高层始终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但外部变局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内政，同样地，内部治理的方式方法也具体而微地影响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和认识。如何对内达致治理的现代化，对外呈现多元开放的中国，不仅是过去十年的挑战，也是接下来实现现代化强国路上必须跨越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