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周年︱“what if”不妨成为全面反思香港问题的起点

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不能假设，但小到个人、某个地区，大到一个国家，在某个节点回看过去的时候，却又不免开始假设：What if……适逢回归25周年的香港，正是如此。

比如即将卸任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在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就回答了一个“What if”的问题。林郑月娥坦言，从来不认为修例风波前做了什么“跪低”的行为，就可以避免整场冲突，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一触即发”，例如一些反中央情绪、外国势力对香港的介入，香港过去一些政治问题就像“浓疮”般早已存在，无论做什么事都会爆发。更指当日冲突中没有一名“暴徒”或封法人员死亡，所有无辜死者都是因暴动者的行为而死。

香港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以时下流行的“多重宇宙”为例，分析 “What if”（假如）2015年政改通过，事情的走向会是怎样：“2017年特首有普选——纵使不是完美，起码有民意授权，当选的不一定是林郑，可以是曾俊华。阿John（曾俊华）一定不会执意修例去移交陈同佳，有其他很多方法。即使假设修例是北京的旨意，他也懂得向中央say no（提反对意见），表达香港的关注。就算2017年曾俊华入不到闸，林郑继续当选，但她揹负几百万选民的民意，考虑问题的因素肯定不同，会更多站在市民一方。

长期研究香港问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端洪2021年12月撰文《香港精神的验证与续造》，其中这样“What if”：假设香港及早制定23条立法，哪有后来那么多的闹剧？政治风气哪会那么堕落？年轻人怎会深度中毒而耽于其中？假设8.31决定得以完成本地立法，2017年就已经实行行政长官普选了……

在连续“What if”之后，陈端洪总结道：香港真正的转折点不是2019年，而是2013—2014。可惜香港转运的良机被“公民抗命”给断送了！香港的反对派若真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底线，怎么会黯然地退出历史舞台？所谓“泛民的百分之六十的选民”，若是想明白这些事情，还会继续做泛民的信徒和支持者吗？每个选民都是独立的精神主体，没有谁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泛民的选民。

如果愿意，围绕香港问题还可以有很多个“What if”：假如港英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撤走前没有“埋雷”；假如香港回归之初，中央就以积极的、融合的、主动的“一国两制”取代消极的、区隔的、被动的“一国两制”；假如23条立法能在2003年顺利通过，而非引发50万人上街后戛然而止；假如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没有将国民教育这一人心工程扼杀在摇篮里，而是借此逐渐培养起港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假如“8·31”普选方案没有在占中运动的推波助澜后被戏剧性否决；假如那个名叫陈同佳的年轻人没有刺激港府启动修订《逃犯条例》……

放在今天，看上去所有的“What if”都显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但就像陈端洪所言，“虽说历史不容假设，但要反思就不得不假设。”假设不是为了陷入到悲情中走向虚无，也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更不是为了假设而假设，而是直面问题与矛盾，进而全面反思香港问题的起点。想想看，如果从中央到特区政府，从学界到社会大众，各方都没有了“What if”的意愿，香港如何“开新篇”、“谋新局”？

鸡汤文常常告诉我们：所有的经历都不会白费，都会最终转化为生命的原力。过去25年，香港曾有过“亚洲四小龙”时期的辉煌，一首《狮子山下》唱尽了港人的不屈不挠与拼搏精神，也有过超出外界预想的混乱与冲突，遍布港九新界的暴力冲突将整座城市推向失控的边缘，这些经历最终会不会白费，最终能否转化为香港接下来再出发的原力，既取决于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否对过往的经历全面反思，汲取该汲取的教训，总结该总结的经验，也取决于香港普罗大众能否真正放下成见，从现实出发，认识到这些经历对个体对香港乃至对国家的意义。

“What if”今天的全面反思可以成为集体共识，香港终将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