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至今才产生70后省长而西方年轻高官屡见不鲜？

12月18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书记刘捷通过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程序成为浙江省副省长、代省长。这意味着生于1970年1月的刘捷成为中国内地首位70后省长和目前内地最年轻的地方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可以预料，自刘捷之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70后成为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而影响未来中国政治。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比50后、60后更年轻的70后，已经不那么年轻，最年长的70后临近55岁。考虑到正部级的退休年龄通常是65岁，如果最年长的70后不能在10年左右升任副国级，那等待他们的便是到龄退休。

在多数时候，一个人从进入体制内工作开始，到晋升为省部级正职乃至国家领导人，往往要经历30年、40年的选拔竞赛。正因这样，哪怕70后不再年轻，但在整个内地，目前仅有三位70后正部级官员，其中只有刚升任省长的刘捷是地方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

与之不同的是，在实行选举民主的西方，30多岁、40多岁的正部级官员屡见不鲜，甚至不乏十分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无论是47岁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Barack Obama）、40岁当选美国副总统的万斯（J.D. Vance），还是40岁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34岁成为法国总理的阿塔尔（Gabriel Attal），都说明在西方社会，30多岁、40多岁手握政治大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样的优点是带来许多新的可能，缺点是容易产生许多经验、能力不足以胜任的高官。

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政治与选举民主的逻辑不同：中国是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体系，注重官员的层级与选拔，官员的任免是自上而下；在选举民主社会，政务官（不包括事务官）产生主要通过民选，一个合乎法定资格的人，只要有民意认可或民选领导人认可，那么，不论职业、年龄，都能成为高官。

在中国内地，一个进入仕途的人，只要不中途离职，那么几乎可以说政治将是他一辈子的工作；而一个人只要未在青年时期（比如35岁之前）进入体制内工作，那么同样可以说他将来几乎不可能进入仕途。相较而言，在选举民主社会，政界与社会固然存在不同，但通常彼此之间是有相对宽阔的转换通道。这就造成在中国内地一个人若想升迁只能通过漫长而又激烈的官员选拔竞赛，越往上越漫长，而在选举民主社会可以经常出现年纪轻轻身居高位的现象或中途转换职业的故事。

应该说，对于人口众多、知识爆炸、诉求多样的现代社会，政治早已是高度专业而又复杂的工作。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写过：“现代官员系统正在发展为一个高素质的知识劳动者系统，由于长期的预备性训练而各有所长，有着高度发达的身份荣誉感，十分重视廉洁正派。若是没有这种身份荣誉感，我们的命运就会被笼罩在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的永久威胁之下。”

以此逻辑来看，让政治在合理范围内成为长久的职业和事业是理性的选择，因为除了少数人之外，一个人要想成长为能解决复杂问题、公正团结不同群体的成功政治家理当有必要的历练。当然，历练应该在公正合理的选拔程序下进行，要与人民民主进行充分的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确保官员选拔能以保障和促进人民福祉为导向。

不过与此同时，官员选拔应在合理范围内寻求来源和途径的多元，从而既给那些希望中途改变职业方向的人以转换通道，又能让政治体系广泛吸纳人才。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过：“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他说的宽是指人才选拔渠道不能过於单一。毕竟，一个人的一生不能仅因为青年时期的职业选择而被框定，政治体系的人才选拔不能仅限于一辈子都待在体制内的人。让政治体系在民主程序下注重官员历练的同时，拓宽选拔渠道，能带来更多活力与进步。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说，中国内地注重官员的选拔和历练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的积极面向，因为只要能提升选拔过程的公正程度，就有望选拔出一批能力突出的官员。从长远来看，中国内地的官员选拔和历练既应该探索与高质量民主充分结合，又应该引入合理范围的多元选拔渠道，让政治体系能吸纳更多人才。与此同时，对于选举民主社会来说，既要改进和优化民主体系，又应在民主程序下让官员在登上更高位置前进行必要的历练，从而产生更多脚踏实地、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