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过五关，斩六将”　揭开中国封疆大吏升迁规律

导言：宰相起于州郡，封疆大吏是中国政治中独特而又关键的存在，他们既主政一方，影响所在地区的治理，又往往是国家领导人的主要来源。过去两三年，内地31个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合计62人）基本完成换届，盘点和分析他们的资料，有助于认识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

本篇尝试从升迁规律来盘点地方大员们的情况。在此之前，有必要适度介绍下中国官场的科层制。简单来说，干部升迁要经历科员、副科级、正科级、副县处级、正县处级、副厅局级、正厅局级、副省部级、正省部级、副国家级、正国家级。若再进一步细究，同是副厅局级，以某一个地级市为例，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政法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有着明显差距，这意味着一个人从跻身厅局级那一刻到升为手握实权的正厅级市长、市委书记，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考核和选拔。

正因这样，所以才说在中国官场，官员的升迁如同漫长而激烈的竞赛，从普通科员升到作为国家领导人主要培养梯队的省委书记、省长，那不知要经历多少层、多少年的考核和选拔，不知道要和多少人竞争，其难度超乎想象。

这其实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才层层选拔制，与传统社会的科举制、人才选拔有相似之处。一个中国人若有志于仕途，通常应该尽力考上一个好大学，在大学期间有比较好的表现，然后又要经过竞争激烈、比较严格的公务员考试，才能进入官场，从基层干部或科员做起。当然，实践出真知，在校期间读书成绩好不是唯一因素，同样有一些在校成绩不是那么突出但经过努力获得仕途入场券的公务员。这还只是起点，是漫长竞争的第一步。

科层制的特点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同级别之间往往有显著区别，每一次升迁，哪怕只是同一个级别内部不同职位的升迁，比如从普通副市长到常务副市长，从市委组织部长到市委副书记，都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升迁，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这就意味着任何有政治抱负的人，自决定进入仕途那一刻开始，便要为漫长而激烈的竞赛做好准备，数十年如一日，十分考验人。

在此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人，必然有过人之处，比如天赋异禀、能力突出、命运眷顾、高层赏识。正因这样，所以说哪怕中国官场存在近亲繁殖、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北京大学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描述的地方权力家族化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官场确实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其中不乏一些有才有德的实干家，从而让中国官场具有贤能政治的面向。

目前31个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合计62人，他们的升迁规律具有代表性。其一，他们都是在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或专科，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经历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洗礼，并且都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仕途起点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整个社会开始回归常识理性，重视科学、技术、人才。

其二，他们当中多数都是上了大学或专科后被分配到体制内工作，起初从基层干部做起，在某一个单位工作时间较长，比如地方一家国企、地方政府某一个机构、地方一家研究机构或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和医院）、国家部委某一个下属部门，大约在30岁前后成为处级干部，然后才有较多机会调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30岁前后，是官员晋升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年龄门槛。若不能在此阶段早日通过考核，成为处级干部，那日后想成为封疆大吏的可能性便很低。

其三，他们一般在40岁左右成为厅局级干部，甚至是正厅局级的市长、市委书记或司长、局长，从而获得更多调任、丰富政治经验的培养机会。

其四，他们通常在50岁前后跻身省部级，经历不同岗位的历练，然后才能在退休年龄到来之前成为省委书记或省长。若是政治黑马，升迁速度更快，甚至50岁左右便已是封疆大吏。比如，现年54岁的北京市长殷勇和现年59岁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均是一流大学的博士毕业，一路升迁速度都很快。

其五，多数省委书记都是由省长升任，多数省长都有担任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部级城市市委书记的经历。

总的来说，封疆大吏们是中国内地庞大官僚系统内部漫长而激烈竞赛的胜出者、佼佼者和幸运者。从青年学生、初入仕途的科员，到主政一方的市长、市委书记，再到成为封疆大吏的省长、省委书记，他们的人生经历非常多的考验和磨练。这也是为何许多中国时政分析者将封疆大吏们称为接近政治家的群体，他们长期磨练所形成的能力和视野直接影响中国治理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