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租管．四】二千呎工作室月租1.8万港元　艺术家：见步行步

扎根柏林的艺术家Dorothea Nold近几年深感当地的租金越来越高，能够用以创作、展览的空间也渐渐消弭。面对租金上升的压力，她也坦言，如今只能见步行步……（此为【柏林租管】专题系列之四）

贫穷威丁区　凝结艺术家的聚脚地

“我十分幸运，因为至今仍可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不过，这个单位的合约至2020年，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 Dorothea在柏林市西北部的威丁区（Wedding）与友人合租艺术创作室，约2,000呎的开扬单位，月租约14,000港元。威丁区是柏林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失业率接近26%，近三成人口活在贫穷线以下。

不过，因为租金较市内其他区低廉，故成为活力充沛的艺术家聚脚地。在这里居住的人，有三成是外国人。由于租用单位作展览及创作室的租金成本低廉，使威丁区一带的艺廊、共享工作室林立。近年愈来愈多学生、年轻艺术家慕名来到，咖啡室、特色餐馆、酒吧纷纷涌现。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文青热点的典型育成过程。

威丁区的名字被关注了，许多人来逛画廊、喝咖啡，固然是好事。但代价也料想得到─土地价值上升，以及连带的租金涨幅。Dorothea提到，工作室所在的楼宇将来有可能改建成学生宿舍。这意味她也许很快要跟威丁区说再见。

城市发展与艺术创作空间如何共处，一直是现代城市学探讨的重要课题。至于城市发展进入成熟饱和阶段，艺术空间自然而然便要承受现实物质条件的束缚。两德统一近三十年，柏林一直以“艺术家天堂”美誉自豪。不过，作为当代人类历史标杆的柏林市，尽管它那般非凡，也逃不过现实击败理想的必然命运。

建制化艺术　商业主导易落入俗套

还是Dorothea看得透彻及一针见血，柏林的“自由空间”如今已然“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在“建制化”的艺术创作及发展空间下，只有少数具有财力的艺术组织、剧团、音乐单位可以承受租用展演空间、工作室的高昂费用。这里不是指有财力的艺术单位，其作品必然与质素脱钩，毕竟任何一种艺术媒介都是主观导向欣赏，各有所好。

然而，艺术创作也讲求创作者的特质，以及对城市、对社会议题的回应等，一旦商业元素过分主导，艺术创作难免落入俗套，失去个人风格。

Dorothea认为，柏林艺术界现正经历变动，“即便是商业机构营运的画廊，有时候也没法承担日益昂贵的场租。所以，不只是街头创作，很多艺术家都在挣扎。”

构建柏林内涵底蕴的普罗艺术创作，因为城市发展而变得“建制化”，原有的城市面貌精神却逐渐褪色。

艺术创作往往与社区文化互赖共生，每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经过岁月洗礼，难免受到城市化副作用的影响，加上政策倾斜，很容易让社区重建变成磨灭一座城市文化根柢的毒药。

在柏林市政府的施政观念中，居民的住屋权利是基本人权。市场经济的话语下，房屋是商品，但肯定不是首选投机产品。当楼市严重失衡，居民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就要抑制投资者肆意操纵私人产权。

适当时候应该出动无形之手，将紊乱的市场秩序拨乱反正。姑勿论冻结租金这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是否对症下药，至少柏林市政府有这个危机意识，愿意治理过热的楼市问题，减少往后可能出现的风险。

幸好柏林至今仍未病入膏肓，其都市活力和文艺气息未致殆尽之际，柏林市政府便决心医治楼价高企的扭曲病态，当中部份原因正是为了保护文化风景线，毕竟柏林之所以独一无二，全赖于此。

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留住“贫穷，却性感”时代　柏林拟冻租保“住宅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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