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以后|社企“同行”藉生前规划丧葬支援 让同志“好生好死”

撰文: 劳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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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承认海外同性婚姻,同志伴侣就算到海外注册结婚,若无设立遗嘱,一方离世后,财产分配会按《无遗嘱者遗产条例》分配,丈夫或妻子在法律上是陌生人,造就很多被赶出家门的悲剧。丧偶要面对的亦非只有财产,丧礼、家人关系,每个细节都可拉扯。去年一个服务性小众群体成立的社企“同行Alongside”成立,希望建立一站式生死服务平台,提供生前规划和丧葬支援。
生前规划主要包括遗嘱、预设医疗指示、持久授权书,亦有丧葬、心理和法律支援,“同行”共同创办人姚皓璋(Jensen Yiu)说,希望能让香港成为一个LGBT+群体能够好生好死的地方。

姚皓璋Jensen(右)拥有港大药理学博士学位,2023年与医生徐子健Nick(左),以及另一位法律从业员拍档,创立社企“同行 Alongside”。(廖雁雄摄)

2023年9月,岑子杰就同性婚姻司法覆核有终审判决,获得“部份终极胜诉”,香港不承认海外注册的同性婚姻,但当局要在两年内立法,订立同性伴侣替代框架。岑子杰案终审后,上诉庭亦在同志伴侣遗产案司法覆核判港府败诉,然而港府再上诉至终审法院,今年10月开审。

“同行”共同创办人姚皓璋觉得,香港缺乏承认同性关系的保障,遗嘱、公屋、居屋,甚至骨灰处置权,都要逐次做司法覆核打官司。

作为性小众的其中一员,姚皓璋遇到不少朋友的经历。例如有朋友与伴侣一起十年,伴侣过世后,对方家人才知道他是同志,大受打击。“伴侣去世后太伤心了,将钱包、锁匙都交给伴侣家人后,住了酒店一晚。第二日回家,门锁已被家人换走。因为物业只有一个人名,他什么都做不到。他更被禁参加丧礼,最后连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社企“同行”的三位创办人:专科医生徐子健(左)、法律从业员梁熙文(中)、港大药理学博士姚皓璋(右)。(受访者提供)

《从今以后》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姚皓璋说,丧偶后面对官司,以及多年的情绪困扰,眼见香港在这方面的法律、情绪支援都不足。姚皓璋是港大药理学博士,经历社会动荡、疫情和移民潮,反思生命无常,因此去年离开实验室,与法律从业员梁熙文(Yves Leung)和专科医生徐子健(Nick Tsui),创立社企“Alongside 同行”。

“我们三个就走在一起,尝试透过提倡终身自主,运用现有的法律工具,保障性别小众。”姚皓璋说,同行的服务主要包括生前规划、丧葬支援、公共教育。“生前规划包括遗嘱、预设医疗指示、持久授权书;丧葬支援,有性别友善的礼仪师,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让性别小众在丧偶、丧亲时,得到性别友善的服务,不用担心被歧视。”

社企“同行”提供生前规划和离世支援。(廖雁雄摄)

遗嘱

遗嘱较为容易理解,因为香港不承认海外同性婚姻,一方离世后,伴侣因欠缺法律地位,无法处理遗产及身后事,因此设立遗嘱,可按意愿分配财产,指定可信赖的执行人,按意愿处理丧葬事宜。设立遗嘱时由注册医生见证签署,可确保立遗嘱人具有精神行为能力。

预设医疗指示

预设医疗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s)亦是性小众较多讨论和咨询的事宜。因无法律地位,加上复杂的家庭关系,同性伴侣的意见未必会被医护人员采纳,甚至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例如末期癌症时,医生或会插喉急救,可能令患者更痛苦,因此可在具精神行为能力下,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中,订明医疗取向。

持久授权书

遗嘱是保障过世后的自主,生前若因痴呆症、中风、严重精神疾病、创伤性脑损伤、认知障碍症等“精神无行为能力”,则可签订“持久授权书”(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指定一名或多于一名其信赖的人作为受权人,在授权人精神无行为能力时,受权人可管理授权人的财政事务,例如运用财产支付自己医疗费用、聘请看护、用储蓄偿还自己的贷款等。

社企“同行”曾举办平安纸工作坊活动。(受访者提供)

终生自主

姚皓璋相信所有人,不论性别、性倾向及阶级,都应该有“终生自主”,因此希望透过生死教育和讨论,让香港成为一个LGBT+群体能够好生好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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