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大学赢策划　别让贫穷限制想像｜June Leung

自从上次在专栏提及我的学生于DSE中文科仅考获“2”，但最终获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青睐并以一级荣誉毕业后，许多旧生不约而同告知我类似例子。其中有个别例子很值得分享，包括有学生英文考获“5**”、数学及中国文学获“5*”，另通识及经济均为“5”级水平，但由于中文只有“2”，不符合中、英、数及通识四科核心科目需达“3322”的要求，故在本地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 无望，却获英国剑桥大学取录。

至于以DSE成绩、成功入读英国牛津大学的实例则为英文、数学和物理分别考获“5*”，通识、化学、会计及数学延伸部份（M1）取得“5”，惟中文只有“3”级水平。

因中文科失手让好学生离港

虽然以上例子不常见，但亦绝非鳯毛麟角。JUPAS以DSE核心科目取得“3322”为取录基本要求的制度，明显与世界各地名校大相迳庭，同时因而流失大量志向与能力极高，唯独中文稍逊的学生。

在香港，上述两位学生非但不是状元，甚至连榜眼、探花也称不上。倘若转战国际舞台，却足以让他们发光发亮，成为顶级学霸。该庆幸的是，这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能支持他们往海外升读学费和生活费用不菲的英国名校。要是同等成绩的基层学生，可能根本未有得知这方面的资讯，更遑论入读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加上英国大学看重面试表现，而美国大学则著重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 ）；这些安排均需要额外资源作事前的准备与策划。

或许“贫穷限制了想像”，但不应限制志向。正如出身草根的我，当年在考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KAL）之余，也有自修考普通教育文凭（GCE）的2A3O及英语能力测试TOEFL，只为增加自己入读大学的机会。

大学更改收生政策予基层学生更多机会

这几年本地大学收生政策相继变阵，尽量让学科的尖子跑出，对家境一般基层的学生百利而无一害，但家长亦应早日为孩子作部署与策划，包括究竟哪一科最值得倾尽全力“摘星”等，均需掌握更丰富的数据作分析，例如中文考获“5”或以上的学生比例只有9.6%，反观化学科相关比例则高达26.9%，几近是中文的三倍；顺带一提，经济科在文商科中取得“5”级或以上的学生比例最高。

此外，新一代的DSE考生必须策划好自己“夺星之路”，以尽享学科尖子独有的红利。现今社会中，拥有大学学位已经不再“馨香”；如果学生剑指四大，应早在升中四选科时已经开始策划。若非就读国际学校，并想以DSE成绩广报本地、海外或内地名校，则需部署三方策略，如：香港可留意各“神科”的科目加乘政策；海外需著重英语与背景提升；内地则要把握好港籍身份的优势报读等。

只要手执不同选项，达至“进可攻，退可守”，届时就是你拣学校，而非坐以待毙。以刚出炉的JUPAS改选结果为例，最大竞争的是中大中国研究课程，录得508人报读，但学额只有十个。若最终落选的498人早已心仪有关课程，理应会报读内地大学作后备方案；如不，也必须知道在此课程中，DSE英文科成绩竟有1.25倍加乘，反而中文科没有。平均达50人争一个学位，加上不设面试、纯分数比并下，英文科获得佳绩，取录机会必定大增。

让学生发挥其个人才能

勤力固然重要，但有策划则可以“四両拨千斤”，而家长的责任是要把孩子的天赋与努力加乘。常说“选择比努力重要”，其实努力是种子，策划便是阳光、水份与土壤；没有种子，什么也种不出来，但没有策划，再优质的种子也成长得特别费劲。

【经济专栏】琪闻琪事．梁贺琪 June Leung｜精英汇集团主席

作者介绍﹕八十年代末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翻译系。投身教育界超过1/4世纪。典型香港work-hard-play-hard一族。吃喝玩乐皆有要求，但不拘一格，法国菜也好、街头小吃也好；欣赏欧洲名牌，也爱土产国货；看Wuthering Heights看Netflix，亦爱《红楼梦》。性格有点分裂，但矢志不渝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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