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重商又仇商的思路 帮不到香港寻找出路

那种先把人定性再展开的经济讨论，或许是时候改变了。当城中一些巨贾利用法律漏洞和自身的资源优势，以牺牲公众福祉的方式来谋取私利，相信普罗市民都会对这些行径感到不齿。但在忙于挞伐之时，又有多少人能保证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富商后，不会在强大的商业压力或利益诱惑下做出相似的卑劣行为？倘若我们没有先思考清楚这道问题，一切批评都会变得虚伪，也很容易让我们错失正本清源的宝贵机会。

我们不妨看看林行止行止的《信报》专栏，他在10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技创新少做为妙，倡简体字事不宜迟”的文章。他对《施政报告》提出推动“创新及科技”和“创意产业”的工作表示忧虑，理由是商人的市场触觉比政府灵敏得多，经济活动必须由商界主导。再加上他觉得主事官员能力不济，面对深圳这个内地创科产业龙头的竞争，在政府带领下香港几无胜算。

但笔锋一转，高效分配资源的“无形之手”变成了残民自肥的邪恶魔爪。那些追求效率的商家赫然变成了社会的吸血鬼。尤其是那些依靠房地产发展成为国际级富豪的少数财阀，林行止谴责他们只顾利用各种带有欺诈成份的手法去“赚易钱”。升斗小民利益受损毋庸赘言，而接掌香港企业的第二、三代亦丧失了赚辛苦钱的能耐与雄心。

在接续的段落，林行止再也无法为香港提供任何出路。当他否定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积极角色，又认为商界不可倚重，香港仿佛对自己的前途无能为力。他认为香港与其大搞不具优势的创科，倒不如“保存实力”，改做一些较易完成的工作，例如以公帑组织议员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察，以及让简体字“成为香港的法定中文”。非常明显，这两个根本骚不著痒处的提议，与那些“无为”官僚虚应故事的举措大同小异，无助香港突破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局。

香港其实是可以摆脱这种无力感的。林行止只顾强调香港商家不义的逐利手法，却没有想过为何他们没有采取其他方式谋利。如果林行止明白到香港商人的投机钻营并非与生俱来的天性，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至少会用一部分精力去思考如何使香港商人谋利的方式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

当前的商界文化不是凭空生成，而是由市场的诱因体系塑造出来。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堵塞不公平正义的赚钱途径可以改变企业决策。

哪怕商家全属黑心之徒，他们进入市场的动机基本离不开赚取盈利，假如投机钻营无利可图，他们自然会考虑另辟蹊径。当然，改变少不免涉及成本与风险，要令商家放弃原本垂手可得的暴利并不容易。不难想像，香港要突破这道枷锁，必须遏制从中作梗的既得利益者，同时设法让那些兼顾社会长远发展的商家有机会获得奖励。这股重塑诱因体系的强大力量不可能从天而降，必然来自政府。所以，我们在怪责香港的商家之前，应先指出政府未有在市场上恰如其分地担当应有角色。

或许如林行止所想像的一样，政府分配资源的效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市场低，但经济增长不是一个现有条件结构下的分配效率问题，而是一个产品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调动商家投入资源，改变香港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实现城市整体发展目标。

用分配效率来否定政府直接推动产业发展的角色，有混淆视听之嫌。今日，任何人都感受到创新长远提高市民收入水平的力量，但自由市场机制本身就有追逐短期利润和偏向强者的倾向，要企业单独面对研发过程中的技术壁垒和高风险，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政府启动，假使所有商家都品格正直、奋勇向上，绝大部分企业依旧不会贸然冒险。单靠商界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打造出一个具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也就谈不上分配效率的高低。

正因为香港政府在创新领域长年累月少有作为，才有今日香港与深圳之间的技术差距。林行止以这种技术差距为由反对香港加大创新力度，实际上是倒果为因。而且，创新其实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创新的成败不纯粹是一个技术高低的问题，还取决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理解和把握能力。纵使香港是一名后进者，依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轨道找到市场的切入点。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国家级的创新中心，即为明证。后进者的困难在于发展技术能力的成本和风险比较高，政府可以投放资源协助企业加快技术学习进程，以及为新产品提供初始市场。当人们意识到长远投资也能够带来可观回报，社会风气必焕然一新。

今日，香港缺乏的不是指责与谩骂，而是实事求是的解难方略。惯性将矛头指向特定人士或群体，只会把对立的死结绑得更紧，同时分散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忽略各个持分者可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