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治疗】艺术家走入难民营　用纸笔慰藉越南难民

每当讨论艺术作为治疗使用时，难免会触及相同的怀疑，对于急进的发问者，艺术创作固然不是药物，没即时可见的效果，“创作”这行为又如何引起“治疗”作用？20多年前，当越南船民来港数目攀至高峰时，新闻报道中见尽船民最不和谐的一面，大众极为反感，忧虑他们会破坏社会安宁，但对于船民所知所想却甚少了解，与此同时，却有一群香港艺术家走入难民营中。艺术介入社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回顾这段历史，看到那群经历过创伤的人，也尝试言说别人所不了解的内心感受，试图阐明当中的痛苦，这正正是艺术起着的治疗作用。摄影：郑剑峰、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0年代初，港英政府针对越南船民蜂拥而至的问题，采取所谓“甄别政策”，对当时来港难民作出分类，更在全港设立禁闭营和开放营等应付不同类别的船民。如果你是越南船民，逃离家园来到香港后，才发现身处的地方只是另一个更大的监狱，你会面对怎样的处境？

艺术家走入难民营

“首次到达禁闭营时，第一个想法是：这真的是人住的地方吗？”越南华侨黄亚保7岁时来到香港，一家四口曾经待在不同难民营内，前后差不多10年，他指初次到访的禁闭营就由猪栏改建而成，日常生活设施欠缺，人数又多，如今谈起这段经历虽然轻描淡写，但当时身处那样的环境却过得非常不安，“见证过很多场打架、冲突，往往因很小事而起。”就算在开放营内，也像被困在笼中，每一天只能等待当局安排。

艺术家梁以瑚和基督徒艺术家团契“园泉”在当时发起了“越营艺穗计划”，尝试了解难民营中的情况。“没想到艺术能够作治疗，我们只是很单纯地带纸笔走入难民营里，借此了解越南船民的心声。”本地艺术教育工作者陈伟光是当时在望后石难民营内的老师，他忆起长达3年的计划里，由原本只为小孩提供创作机会，转变成为不同年龄的船民服务。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在难民营里展开，他们更在营内以绘画美化环境，举行戏剧、音乐剧、舞蹈表演，甚至出版“自由杂志”，让营内的难民了解当时越南和香港的状况。

创作留下难民心情日记

“艺术是一种语言，而语言的第一种功能就是沟通，首先你就要表达，将你自己内在的东西爆发出来。”岭南大学视觉研究系副教授罗淑敏，在2008年得知计划发起人梁以瑚收集了计划中创作的800件作品，有绘画、诗歌以至黏土作品。罗淑敏选取其中大约200件视觉作品，花接近两年时间研究，她说：“在创作时，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公开给人看。因此这些作品就像一张张日记，很私密，可以看到他们在营内的处境和感受，每一张也很独特。”

从这些画作中不难看出他们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技巧，其中两位参与者的作品令罗淑敏最为印象深刻。好像名为《白石黄昏》（Whitehead Sunset）的画作，画面上以蛋黄色为主色，人物分布在不同角落，左下角有两个形象模糊的人物背对观众，愈远离这两个人物的人，形象就愈模糊不清。当时的沙田白石船民中心是开放营，所以画面上没有太强烈的局促感，但铁丝网很清楚地阻隔这群望向太阳的人。

另一位参与者也有很多作品留下来，从中可看到他（或者她）在营内的心路历程。“他早年有一幅画作名为《警察与小孩》（Policeman and a Child），警察的服饰不明显，没有太大的权位感觉，而画中二人也相互凝望，距离很接近，至少是一个较为温馨的画面。”另一幅较后期的《自由，海与死亡》（Freedom, Sea and Death）就展现另一种状态，画面右上方的太阳特别猛烈，阳光亦只照射到画面中间一撮城市位置，虽然隐约有光线透入海中心，但左下只余下一具骷髅骨，画作似乎暗示出创作者对眼前困境的绝望。据罗淑敏所知，这位画家最后选择在营内轻生，而他留下来的那些画作真如以上的意思，是他借艺术的方式抒发无以言说的痛苦，还是画家一次又一次借助艺术寻求生存的希望，却也终究找不到答案。

罗淑敏也在研究中发现艺术有一定纾解情绪作用，“甚至艺术创作本身就是有治疗作用。”她也从艺术历史研究转变到针对不同形式的艺术治疗，如经历家暴的小孩、认知障碍症和青少年成长等问题。她说：“愈来愈多科学成果显示，影像在我们脑里扮演着很复杂的角色，影像或者艺术创作在促进人格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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