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殖时期也有“台湾正名”　日式街区名竟成同化台湾人的工具

近日，台北市长柯文哲录制一段新影片，称“最爱讲台湾意识的，却位在‘北平东路’上，你不觉得怪怪的吗？”、“怎么立法院整个被中国城市名包围了？”并声称要发起一场“很民生、不政治”的“新台湾正名运动”。
无独有偶，民进党宪政小组共同召集人之一姚嘉文也表示，所谓“台湾新宪法”的基本主张，就是“正名为台湾共和国”。为何部分台湾政治人物热衷于“正名”？日殖时期，台湾街道名称实际上却充满浓浓的殖民统治色彩，直到战后才陆续被扫除。

日人市区改正计划：树立新的政治权力

对于执掌国政后的首要任务，孔子曾云：“必也正名乎！”，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代表“正名分”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以维护伦理纲常，于现代来说，就是塑造事物的正当性。当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对于台北城内、艋舺、大稻埕等“台北三市街”分属府城、大加蚋堡（34个庄），日本人以“街地整理”、“贯通道路”、“市区改正”等诸多借口，填平台北府城护城河、拆除妨碍道路贯通的城墙，虽然开辟出许多公园绿地，并建设环城的现代化马路—三线路。

此举不仅刻意移入与台湾本土地景完全不相关的仿欧式建筑景观，还彻底改造清代以来线性的街名系统，改成称呼街廓空间的“町目系统”（某某町某丁目），而这些町名，无疑地是一种以殖民者的“规划者中心”，缺乏未来城市发展考虑的历史印记。台湾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教授黄雯娟也指出，1900年、1901年日本人两次公告改正计划，一方面摧毁了清代旧有的政治建筑以瓦解旧有政权，另方面也重新划定新的行政区域及建设官方建筑，彰显新的政治权力。

町名全盘日化　仅存汉名凤毛麟角

一次大战后掀起了全球范围的“民族自决风潮”，台湾有识之士眼见武装抗日无望，纷纷转向柔性的文化抗日道路，诸如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兴起台湾议会设定请愿运动（1921年），组织成立台湾民众党（1927年）。为压制、消解台人在文化上的抵抗意识，1920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内地延长主义”的背景下推动地方改制，1922年的“町名改正”计划，更是将新行政区以日式的“町”来命名，把街区全盘进行整编与划定。

尽管台湾总督田健治郎（1919—1923年在任）在市区计划委员会上曾要求，台北的町名必须尊重历史，但在64个町名中，仅仅只有20个直接或部分源自传统地名，不足三分之一。以台北城内为例，仅文武町（当地原有文庙、武庙）、书院町（因清代登瀛学院而得名）两个町名为旧地名，但文武庙和学院在日殖初期均遭拆除，地景早已不存。在艋舺地区，则有八甲町、新起町、西门町与龙山寺町。其中，八甲町因面积有八甲而得名，为清代台湾舆图记载的旧地名；新起町则是光绪十三年（1887）江浙商人集资五万两，设兴市公司，创建城内石坊、西门、新起诸街而得名。西门町和龙山寺町，前者源自台北府城西门（宝成门），但遭拆毁，后者则以艋舺龙山寺命名。

其余在台北府城外的东、南方，还有东门町与南门町，皆因台北府城东门（景福门）、南门（丽正门）而名；古亭町，来自清代古亭庄，相传移民在此处设定谷仓“古亭畚”，或因建有鼓亭、擂鼓示警以防御泰雅族；龙口町，源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的地名Liong-ap或Liau-a，汉字写作龙闸口，清代有龙闸口庄，由此简化而来。

保留最多清代地名的，多集中在台北府城的北方。如北门町，得名于台北府城北门（承恩门）；上奎府町、下奎府町，源于平埔族“圭武卒社”的聚落，转音成奎府聚，再简化为上、下奎府町；永乐町，据传取自该町内原有的永和街与长乐街；太平町、日新町、建成町与三桥町，得名于清代就有的太平街、日新街、建成街与三板桥；圆山町和大龙峒町，指位于今台北市士林区、基隆河南岸的小山丘，清代称为圆山仔，而附近原有凯达格兰族“大浪泵社”（或称巴浪泵）活动，汉人期盼“兴隆同安人”，取闽南语谐音“大隆同”，又作“大龙峒”。总而言之，当时台北的汉式町名相当有限。

日式地名　尽显殖民屠戮本色

除了硕果仅存的汉式地名，日殖当局强行将对台湾有莫大伤害的日本政治人物名讳，硬生生套用在台北市街町名上。像是取自大正天皇的大正町，纪念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95—1896年）的桦山町；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1896—1898年）的乃木町、第四任儿玉源太郎（1898—1906年）的儿玉町、第五任佐久间左马太（1906—1915年在任）的佐久间町、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的明石町。

其中，乃木希典不仅曾参与甲午战争、攻陷旅顺，更在乙未战役中率第二师团，在步月楼战役（今屏东佳冬乡佳冬村）重创六堆客家义军，伤毙义军七八十人。在出任台湾总督后，不仅贩卖鸦片牟利，还以严刑峻法控制社会、镇压抗日力量，无数台湾抗日志士因此入狱或被杀。儿玉源太郎在任期间，一方面制定招降办法、安抚抗日份子，另方面又制定《匪徒刑罚令》，扩充警力进行军事镇压，1902年南庄事件发生后，军警在归顺式上诱杀泰雅族头目薛大老在内的39人，赛夏族的传统祭祀活动—巴斯达隘（paSta'ay，俗称矮灵祭）遭到官方禁止。

根据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记忆》网页记载，佐久间左马太曾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率军参与牡丹社事件的内石门、四重溪之役，造成排湾族牡丹社头目父子及族人至少30人战死；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他任第2师团师团长攻略威海卫；1896年乙未战役，佐久间接替战死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出任近卫师团师团长，该师团除了是日本在二战前的17个常备主力军团之一，在乙未战役最初的五个多月抵抗中，台人约1.4万人牺牲，可说是双手沾满台湾义军的鲜血。在担任台湾总督后，积极镇压汉人武装抗日，至少镇压了十起抗日事件，又颁订《五年理蕃计划》，扩张隘勇线，且架设高压电铁丝网、埋设触发性地雷及电气地雷以围堵蕃界，将台湾全岛共分十二区作战，并先后动员军警１万余人，分６次大规模征讨大嵙崁蕃（今桃园市大溪区）、北势蕃（泰雅族北势群）、马利古湾蕃、奇那济蕃（均为今新竹县尖石乡境内的泰雅族）、太鲁阁蕃等地原住民。对于以血腥残酷手段对待汉人和原住民的台湾总督，又有什么资格作为台北市的街区被纪念呢？

日殖时期以强制手段同化台人

而在台北、台南、屏东均有的“大宫町”，台北、新竹、彰化、嘉义、宜兰的“宫前町”，台南“白川町”，这是由于台湾神社（后升为台湾神宫）、新竹神社、彰化神社、嘉义神社、台南神社、阿缑神社与宜兰神社，皆主祀在乙未战役中担任近卫师团师团长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而台北市“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一至四段），也就得名于时任皇太子的裕仁（后为昭和天皇）率日本皇族，从台北车站附近出发前往参拜台湾神社的路线。即使出现如绿町、柳町、堀江町、马场町、入船町等与当地地景相符的日式地名，但黄雯娟也坦承，殖民当局形塑空间、町名的日本化，就是希望能通过日常生活的接触、意识型态的灌输，达成同化台湾人之目的，且无视这些人物曾带给台湾人民多大的伤害。

如此看来，当台湾光复、脱离殖民统治后，消除殖民影响、“重新中国化”显得势在必行且自然而然。只是，至今民进党政府却将“转型正义”限缩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至1992年金门马祖解严），炮火集中在清算国民党；部分台湾史学者美化殖民时期，称日殖时期“考虑在地的历史与特色”，以达到有效统治，对日殖时期的统治暴行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对台湾光复后就是“街名与地域完全抽离”，无视战后台人对去殖民化的“再中国化”之向往。秉持这种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明的态度看待战前、战后台湾城市街道／地名的产生，才会出现看到全台以中国城市为街道取名“怪怪的”之说法。事实上，这一点都不奇怪，反而彰显了战后台湾人对三民主义、自由民主等日殖时期从未享有政治权利的追求与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