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士人履历也爱“报细岁数”？ 台湾科考殊卷大揭秘
自中国隋唐时期以科举取士起，科考成为后世读书人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尽管明郑时期参军陈永华引进科举制度以取才，但仅止于生员考试阶段，真正要有全方面的开科取士，还要等到郑氏政权覆灭、台湾岛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以后。
4月27日下午，台湾中研院台史所所长许雪姬发表《清代科举朱卷的研究—以台湾的会试、乡试朱卷为例》讲题，探讨清代台湾科举（乡试、会试）的朱卷所呈现人物故事与时代意义。
科考朱卷藏有什么玄机？
许雪姬介绍，所谓的“朱卷”意义有很多种，原先是指考生以黑色墨笔写成答卷（墨卷）后，由“誊录书手”以红笔抄录墨卷，防止阅卷官借由笔迹或卷中记号辨识考生的一种防弊措施，后来发展出在乡试、会试中试的举人、进士，将自己的身家履历、科份（考试年份），以及凭此考中的文章刊印成册—朱卷，分送亲友、同年与朝中官员作为社交礼物。而目前全中国各地所存朱卷最少约有1.5万种以上，现有相对完整的史料汇编为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整合》，共收录8,235种，总计420册之多。
许雪姬表示，现有的朱卷记载三大内容，一是考生履历，包括家世背景（本族祖先略历与封诰、戚族中显赫人物略传）、生年、籍贯（是否为旗籍）、出身（廪生、增生、附生等），以及受业师、受知师（座师）。由于考生会把能写的全部都写上，甚至美化先祖或族人，小如将亲族之名雅化、大如将罢黜丢官之事隐去不提，因此许雪姬提醒，朱卷的内容不可全信，还是需要其他史料来佐证。此外，履历中还会记载庭训或慈训，反映了母亲在儿子教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可惜在目前已知的朱卷中，仅128件有母亲资料。
科考答卷上到底写了什么？
第二类则是科份，指考试的年份与科别、名次，以及历次参与乡试、会试、选拔贡试、覆试、殿试、朝考等成绩，然后才是主考官总裁的职衔、官阶与姓名。特别的是，科份还会记载对考卷的评语（批语）。如考中同治庚午科（1870）福建乡试第96名的台湾府学附生黄裳华，不但主考官评他的文章为“酝酿深厚，词肯调和”，“雍容华贵，畅茂条达”，其“本房总批”更写道：“气体清华，规模整肃，知其寝馈，经学者深”，“茹骨涵今，足征淹博” ，显示当年阅卷官对黄裳华的文章非常赏识。
第三部分就是中试者的文章全文。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科举考试总共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艺3篇、作诗1篇，第二场考经文5篇，第三场考策论5题，成为清末科举取消前的定制制以同治乙丑年（1865）考中举人的台湾府学附贡生李腾芳为例，他在第二场作的五言八韵诗《赋得霜高出染一林丹》：
一色真如染，高林已渥丹。秋容浓入画，霜气肃出寒。燕□衔霄回，鸦飜写照难，带将霞彩绚，听到雨声干。二月花堪拟，千枝锦欲团。图疑青女绘，叶当酒人看。夜火乌啼树，西风客倚栏。蟾宫欣得路，折桂步云端。
此诗就有“诗中有画”、“清新俊逸，庾鲍风流”的“本房加批”评语。
朱卷内容不一定全部为真
许雪姬表示，朱卷上虽然记载考生的出生年月，但学者以《清代朱卷整合》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对照后发现，有154份出生年月不同，并有“减岁”追求年轻化的趋势。
一般来说稍减三四岁、五六岁最为常见，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三甲进士许南英（1855—1917年，台籍知名小说家许地山之父），经杨云萍教授考证，得出“官年”比实际年龄少6岁。另外，朱卷样本数量很多，许雪姬认为尚待进一步分析比对，除了把台湾的部分尽量找齐，还可以去探究当时知识分子从中举到中进士之间究竟从事什么职业。
以撰写《海国图志》、《圣武记》的魏源来说，清道光二年（1822）年在顺天府乡试中举，但到了23年后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才考中进士。如今虽然已发现魏源的乡试卷，但这20多年的经历就不会完整呈现在中试朱卷上，尚待其他史料补足。
家族为重 做官非为高升
许雪姬强调，尽管士人多希望科举考试能金榜题名、平步青云，但台湾地方士绅却不以在朝廷任官、光宗耀祖为己任，反而是将维护家族利益放在首位。
她以清代台湾五大家族之首的板桥林家为例，林平侯（1766─1844年）经营米盐生意致富后，先是1803年捐银数十万两获得新竹县县丞官位，又以捐官方式捐得知州、分发至广西，先任浔州（今广西贵港桂平市）通判、补桂林同知，再升署南宁府知府、柳州知府，短短六年时间就从正八品县丞升至从四品知府，不过他不求进一步往上高升，而是以四品大员的品秩致仕返台，除了正三品按察使衔的分巡台湾兵备道，其余台湾地方官员品秩多低于林平侯，板桥林家的政商关系就此稳固。
许雪姬解释，这是由于道光朝后朝廷财政困难，造成捐纳之风大盛，除科举这个“正途”之外，捐官等“异途”之门大开，成为另类的晋升渠道。位在台中的雾峰林家，有鉴于家族中多为武官，后有林文钦（1854─1900年，林献堂之父）协助台湾巡抚刘铭传清赋有功，于1888年加了正四品的道台衔，希望将家族转型为文治型家族，且不求在朝中任职，才能保护好自家在地方的实力和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