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从汉唐至解放后　中国如何在新疆开拓戍边传统？

近期美国屡屡批评中国治理新疆政策，还加码宣布制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理由是兵团乃陈全国“持有”的准军事组织，不过显然美国丝毫不明白其法理与历史沿革，刻意要藉题发挥削弱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源自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下的第二军、第六军，以及前国民党驻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民族军等改编而成。事实上，其戍边屯垦的任务，也是沿袭了自汉唐以来中国治理西域的古老传统。

当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通西域后不久，为了与匈奴争夺该处，便“置校尉，屯田渠犂”，替往来的军旅积聚粮食，搜粟都尉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也上奏“故轮台东捷枝、渠犂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主张加大屯垦规模。

尽管稍后汉武帝颁布《轮台诏》否决桑弘羊的提议，但日后汉朝终究因军事需求恢复了屯垦政策，在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轮台（今新疆轮台县）、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以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焉耆等地皆置有可耕可战的吏士，司禾府、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等在新疆设置的机构亦都肩负促进生产的重任。虽然起初汉朝在西域屯垦的规模不大，但在对抗匈奴、巩固西域的过程里贡献厥多，既替中国治疆奠定最早的基础，也加速了新疆地区的开发。

到了武功更盛的唐代，在西域的拓边与屯垦活动便更形盛大。依据政书《唐六典》记载，唐代在西域开辟了“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等多个军屯区，并“取前资官，尝选人、文武散官等强干善农事”为屯官，有利生产增加。由于唐朝营田规模比汉朝广阔，加上西域都护府的建制又更完备，都督府、守捉等一系列驻军机构层层布防，因此唐代治疆远比汉代严密且成功。即便在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攻占河西领土，隔断长安对西域的连络，残留的唐军依旧坚守在原驻地好些年，令吐蕃大军久久不能得手。

至于清代，为了击败准噶尔汗国，清朝先在哈密、阿尔泰等地屯田，接著在攻取新疆后，又在更多城镇推广屯田以供养军士。且除了让绿营兵屯垦之外，乾隆帝（1711─1799年）还下旨鼓励内地百姓前往新疆：“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西陲平定，疆宇式廓，辟展乌鲁木齐屯田……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希冀借由移民新疆缓解人均土地不足的矛盾。此外，清朝还迁徙犯人移垦，多居处于南疆的维吾尔族也被迁移至伊犁地区垦殖。结果光是民屯面积，在嘉庆年间便广达百余万亩，每年可供应近10万石米麦，令清朝驻军的给养不需要中央的额外供给，大大节省了花费。

虽然清末新疆叛乱与俄国的入侵，致使当地人口大减与生产受损，但清朝仍未放弃移民实边的做法。在1884年新疆建省后，首任巡抚刘锦棠（1844─1894年）制定《新疆屯垦章程》，大力招集流亡人口开垦荒地、让兵士复员为农户，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开发。但可惜的是，随着清朝瓦解与民国军阀混战的乱局，中华民国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力度大不如前，苏联、美国等外力相继入侵试图扶持分裂政权。因此当中共解放军进入新疆后，如何在这片边疆上扎稳统治根基、同时又自给自足便成了极大难题。

1950年，近20万驻疆解放军超过15万投入生产运动里，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后投降受职为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的陶峙岳（1892─1988年），曾回忆过屯垦的艰辛：“军垦部队到达各垦区后，遇到的困难是说不完的。垦区都是万古荒原，人烟极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食宿问题。既无民房，又缺帐篷，但有芦苇遍野。战士们乃砍伐芦苇，搭盖棚子，或挖地窝子，以芦苇覆盖，这样聊以藏身”。

驻疆部队胼手胝足地在当年缴出开荒96万亩、播种83万亩、收获粮产3,290万公斤、牲畜18万头与油料186万公斤的显赫成绩。到了1951年，驻疆部队不仅实现自给的战略目标，甚至还有余粮能支持地方。此外，王震还开办了煤矿、水泥厂、水电站、纺织厂、面粉厂等工业项目，大大促进了新疆经济的换代升级，而与此同时，部队也对当地的分离势力起到了强大震慑作用。

尽管中共于1954有意撤销原属国军的驻疆第二十二兵团、改成立交由新疆省政府管辖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式脱离军事序列。但考虑到可能引起军心波动与屯垦戍边的重要性，最终仍决定保留军队属性，正式改组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在1975至1981年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度遭撤销，但文革引起的经济凋敝、中苏关系紧张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斯坦的险峻局势，终究令中共恢复了兵团建置，以巩固对新疆的统治。

迄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依旧是捍卫边境、拱卫国土、提振新疆经济甚至绿化环境的大帮手，而这些贡献既传承了汉唐治疆的历史使命，又突破了前代王朝的局限，因此才使新疆不致再出现清末民国时的大规模暴乱。也正因如此，这个不同于一般地方行政体系、能战能产的特殊兵团建置，才被美国视为眼中钉，在这波围堵中国的狂潮里成为美国法案的重点打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