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建设台湾首条铁路 “台湾铁道之父”究竟谁属（下）

近年台湾受“转型正义”风潮与重新修订课纲影响，对于过去一些历史采取颠覆性的解释。许多现代人批评，刘铭传治台期间兴建的铁路，不仅兴建质量不佳，物料经常被民众偷窃，亦未考虑路线是否合理，随意变更路线或取消隧道，甚至不顾地质条件执意兴建，使得大雨冲刷后路基流失严重。这些批评使得清代台湾铁路似乎一无是处，“台湾铁道之父”也变成了日本人。
其实这些人都犯了“以今非古”的毛病，即以21世纪的科技标准和眼光批判刘铭传，然而，当时的美国使节与日本总督府官员不仅没有否定刘铭传在兴建铁路的贡献，反而对他评价甚高。
此前《香港01》已刊出《建设台湾首条铁路 “台湾铁道之父”究竟谁属（上）》，今刊出下篇。

美国驻淡水领事：台湾铁路具参考价值

台湾历史学家尹章义指出，近年台湾流行赞扬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贬抑刘铭传过于偏颇，亦不符合时人对刘的评价。他引用美国驻淡水领事代办德卫生（Janes W. Davidson，1872—1933年，又译为达飞声）在其著作《台湾的历史与现况》（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的第十七章《进步的台湾：中国的一省，1886—1894》（Progressive Formosa: A Province of China, 1886—1894）称“台湾政府锐意发展实业，在全岛上实施种种建设和改进，却是很可钦佩”，并指出刘铭传突破清代官吏的守旧和风水迷信建了铁路：“当时全清国还没有一条官办的铁路，刘氏却在台湾先造一条。……现在清国各处正在讨论建筑铁路的问题，我们报吿在台湾筑路的情形，也许可供参考的价值”。尹章义表示，德卫生用了13页的篇幅叙述刘铭传推动台湾现代化的事业（原书页243至256），叙述邵友濂和唐景崧仅只有11行（原书页255至236），显见对刘氏治台的极高推崇。

美国公使：台湾是中国最进步的一省

过去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认识台湾》中，综合评价刘铭传治理台湾期间的种种政策，称刘将台湾打造成“当时最现代化的行省”。然而，这样的说法却受到有心人士无端攻击，诬指为国民党政府捏造的政治神话。事实上，原话实出自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Harvey Denby，1830—1904年），他于1888年访台时写下对刘氏新政之评价：

台北府域的街道宽阔，按照西式布置。城内已有电灯设备，巡抚街门内电光通明。淡水至福州口间的海底电线，既已安设竣事，台湾境内的陆上电线，也已经由基隆向南敷设，且已通至台北。台北府城附近，设有机器局，专制枪弹武器。有西式机器设备的锯木厂，锯裁建造铁路的木料。府城内设有新式学堂一所，兼授西学。人力车则购自日本，供作台北府与大稻埕间的交通工具。……所有这些新政，完全是出于台湾巡抚的开明措施，清廷不甚过问，由刘铭传独任艰巨，以实现其建设台湾巩固海防的理想。台湾在目前是中国最进步的一个省份，当局正在进行一连串进步的建设计划，假如其进行的结果顺利，必然大为刺激商务，大量增进贸易。……刘铭传如果真的尝试成功，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因此促使中国大陆各地仿照施行，随而为中国带来无限的进步。

台湾总督府评刘铭传：台湾铁路的先驱者、始祖

不单单美国人，连当时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亦对刘铭传极尽推崇。由台湾总督府铁道部于1910年出版的《台湾铁道史》对刘铭传测量规划、兴筑台湾铁路有颇多赞誉：

铭传屡次奏请，有锐意厘革设施之意。……铭传之事业中最著者，择采欧美文明之交通事物，创兴铁路筑港之工程，……前后逐渐开始办理以利海陆之交通、严防备、兴产业、铺设铁路裕通台南台北联络东北岸之基隆港，而请外国之专门技师详细完成测量，结果测量数条路线，最后确定之路线之工程预算为一千五百万弗云。……一为使蕞尔之弹丸孤岛成为南部七省之屏蔽，以期为中国大陆引导文明事业之模范……最后不见全线通车成功而中途卸任，诚为可惜。

1931 年，台湾通信社社长田中一二为庆祝台北设市十周年，出版《台北市史一昭和六年》时，仍然盛赞刘铭传：

英杰刘铭传，根据其所奏呈的方策，于光绪十一年（1885），将台湾改为一行省，任命他为台湾巡抚，有赖鬼才纵横之其手腕，使其刷新改革台湾之统治……导进新式西洋文明，在统治设施上也断然实行许多新改革，使面目完全改观……由于其断然锐意实行的新改善设施，有失于太过急遽，在财政上或者在统治上，都受到官场的非难抨击，民间也闻有怨嗟之声等，因受四周围的事情所嫁祸，刘铭传终于马失前蹄，但是，其名将永垂不朽，可能永久都不致于被遗忘。

台湾总督府评刘铭传：台湾铁路的先驱者、始祖

曾任台湾总督府铁道部庶务课课长的渡部庆之进，因其业务范围，累积不少关于铁道的专业知识，对台湾整体铁道规划亦有深入了解，遂于1939年出版《台湾铁道读本》，将刘铭传尊为台湾铁道的“先驱者”：

台湾在我国接收之前已经有铁路存在的事实。亦即在接受之前的明治二十四年、公元1891年于清国政府手中完成的铁路，在本岛北部的一角开始营运的事实。……此事足以和建设明治新政府的先知者早于建国倥偬期，决议建设京滨铁路（东京—横滨，1914年通车营运）的事实相提并论，确实是划时代、破天荒的一大壮举。一般而言都以无能来论断清国执政者，但在这里必须承认惟有一个人例外，亦即只有他才是我们台湾铁路的始祖，同时也是台湾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卓越执政者——台湾巡抚刘铭传。……因此一想到本岛已经抢在母国中国本土之前铺设铁路，如今我们不得不对刘铭传的高瞻远瞩深感折服。

昔美日皆盛赞的刘铭传 何以在今日这么不堪？

日本人类学家伊能嘉矩（1863─1925年）在《台湾文化志》中，引用了德国史学家Ludwig Riess（1861─1928年）的说法评价刘铭传：“彼热中于开进主义之士，1891年（光绪十七年）至辞职归故山六年之间，将近世工艺之恩惠努力布于中国东方之一孤岛，如此讲到刘铭传，在欧洲其名亦不空。”日本的经济学者兼殖民政策学者矢内原忠雄（1893—1961年）在其著作《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中，亦肯定刘在台湾的建设：

刘的使命，是自行资本主义的开发台湾，以谋富国强兵，借抗资本主义列强的野心。他的事业，诸如基隆新竹间铁路的建筑、汽船的购入及沿岸与大陆、香港、新嘉坡、西贡、菲律宾间的通航、邮政制度、樟脑专卖、‘理番事业’都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

回到修筑铁路的议题上，台北─基隆段铁路于1891年、刘铭传卸任后不久完工，刘主政台湾仅仅6年；而日本人完成的纵贯线铁路则是于1908年通车，此时已是日本统治台湾的第14年，两者在时间上差距了一倍有余。况且，清廷是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勉为其难支持刘防御海疆的新政，与明治维新后高度工业化、积极投入基础建设以镇压武装抗日的台民先烈，只为榨取台湾资源的日本帝国不可同日而语。

台湾在弱化、忽视刘铭传事迹，并致力将“台湾铁道之父”的头衔冠给长谷川谨介的同时，其实也欠缺台湾迄今在历史论述上的严重缺陷—“解构殖民”。在年代前后不一、治理时间或长或短、综合国力落差极大等条件对比下，不但显示两者兴建的铁路缺乏可比性，甚至歌颂强加给台湾的殖民统治，形成服从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甘于为其服务的“现代化”表象。试问，这样的心态如何能称得上“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