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官员建议“中华职棒”改名“台湾职棒”　揭台“主体性”的破绽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冲击下，多国例行性体育赛事停摆，而台湾中华职棒（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CPBL，简称中职）4月11日以闭门方式开幕，成为全球最早开打的职业棒球赛。
5月8日，中华职棒首度开放1000人进场观赛，亦是领先全球，备受台湾民众肯定的防疫指挥官陈时中身穿象征0宗病例的0号球衣，担任神秘嘉宾现场喊话，传媒亦大篇幅报道，指其他国家相当羡慕台湾有比赛可看。

中华职棒开放观众进场，本是好事一桩，意味着台湾社会上下防疫成效有目共睹，逐渐恢复过去正常生活运作。然而一个插曲，又让体育比赛染上浓浓的政治味。

据台媒报道，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曾于5月1日晚间赴桃园棒球场考察中华职棒防疫工作，并当面向民进党籍桃园市长郑文灿建议，中华职棒应改为“台湾职棒”，将英文名称的“Chinese”改成“Taiwan”；郑文灿则回应会将此建议转达给中华职棒。

据悉，郦英杰已不只一次向郑文灿询问中职改名的可能性。而中华职棒会长吴志扬回应，曾于4月24日受郦英杰邀请，前往AIT台北办事处与之会面。对于中华职棒改名一事，吴志扬此前则已表态，指中华职棒为民间团体，并非政府机关，不是政府呼吁就需配合，“再加上我国国名为中华民国，因此称呼中华职棒并没有问题”。

事实上，在郦英杰关切前，4月中旬由于台湾中华航空改名话题延烧，也有民间声浪传出中华职棒应改名为台湾职棒，才不会让收看赛事的外国观众“误以为是中国的比赛”。

“中华职棒”应不应该改名，或者需不需要改名，老实说，作为一个台湾社会的本土议题，当然可以讨论，只要由民间发动，并且取得社会一定程度的共识，再加上球团和联盟都同意，若是有助于台湾职业棒球的发展，更名与否都是台湾主体性的展现。而且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台湾职棒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中华职棒，另一个是台湾大联盟，后来才合并为中华职棒，因此使用什么名称，并非台湾职棒发展的首要课题。

问题在于，由一位具有美国官员身份的人士以询问和建议方式，对台湾官员当面表达“正名”想法，又是另当别论。台湾方面经常指控有中共势力介入台湾政治，尽管中华职棒涉及的是体育领域，但郦英杰的做法不正是希望以自己所占据的政治位置，对于台湾内部事务发挥影响力，从而使得事态往他希望的方向发展吗？这是否也是一种美国对台湾干预或介入的体现呢？

二战之后由于两岸分治，台湾在政经军事和思想文化等层面，都形成了亲美的结构，而台湾官员与民众时常“寄希望于美国”，也是有其历史根源，这些都可以理解。不过，美方把手伸进台湾的各种决策，早已从台面下跃到台面上。

例如在被认为奠定台湾民主的李登辉时期，根据AIT前处长杨苏棣（Stephan M. Young）的说法，华府曾通过他向李登辉强硬表态，要发表“两国论”的李登辉“为台海两岸紧张情势降温”。而在马英九时期，根据其口述的《八年执政回忆录》，马曾于2015年5月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后，原欲前往太平岛视察，却得到AIT官员强硬态度反对；马英九说，一个美方驻台官员，竟然可以对台湾用以威胁、粗暴蛮横的态度，他至今仍难理解。

回顾台湾争取民主化的过程，伴随的是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建立，而这也是各个地区和社会的常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殖民地解放出来后，亦经历主体性建立的过程。然而，由于特殊的政经结构和历史因素，台湾政客与日俱增所高喊的主体性，却奠基在对美国的=附庸性之上。从李登辉时期到当前中华职棒的更名议题，都能看到美国官员高高在上的身影，揭露了台湾所谓主体性的破绽。

主体性的建立和强化，应该收到自主空间扩大的效果，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体质”的增强。相对，若是在“主体性”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反而是附庸性的不断蔓延，势必是对主体性的进一步掏空，是根本危机所在。

AIT官员对台湾中华职棒名称指指点点，但对于台湾高官要求与美国建交的呼吁“已读不回”；又如台湾引颈企盼美方能为自己在世卫大会（WHA）上“伸张正义”，但台外长吴钊燮近日在立法院也坦诚，美国至今不愿在WHA会议中为台湾参与提案。前后对照，就看出这个“主体性”虚妄的一面，最后的利益终归被美国收割，台湾反而可能在过度一厢情愿的期待下，落得两头空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