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3.0】7月移师香港：盛世文物　当代“黄金”

2018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清明上河图3.0》数码艺术展，将于今（2019）年暑期移师香港举办。主办单位为让香港民众有著全新体验，特别添增新的环节，规模可望比北京展出时更大，香港市民可以新颖方式感受经典画作。

中国曾有一句俗语“乱世藏黄金，盛世收古董”，讲的是文物在盛世才能展现其价值，乱世则只有黄金才最可靠。

无论是原作《清明上河图》，还是进化版的《清明上河图》，在今日，能够受到海内外华人的追捧，正是宋朝的盛世才造就这些传世名画。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和经济都高度发达的王朝，然而最终却亡于落后许多的女真所建立的金国，令人扼腕。同为发达的今天，宋朝的虽富却亡国的历史经验相当值得深思。

宋朝一向在中国历史中被定性为“积贫积弱”，自19世纪日本历史学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这一观点越来越被否定。有论者指出，宋朝国内生产总值是唐朝鼎盛时期的两倍，南宋以半壁江山财政收入超过北宋。

因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东洋史学会会长宫崎市定称：“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像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称，西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流通，较前朝普及；火药发明，火焰器使用，航海用的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等，都是在宋代出现。

在西元1000至1100年以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不仅是东方学者这么称赞宋代文明发展，就连西方汉学最高奖项“儒莲奖”得主白乐日（Etienne Balazs）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也认为，宋朝“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既然宋代处于中国历史社会的盛世，其都市发达、知识普及更是可与西方文艺复兴相媲美，但为何如此繁荣的盛世却未能顺势前进，反而后退了。不仅使中国进入现代推迟了六百年以上，更令中国被动地卷入近代潮流饱经磨难。原因何在？

首先，从地理上来说，中国地处亚洲东部，独占了亚洲东部最适宜生存的土地，向北是草原、西伯利亚寒冷地带，向西是青藏高原、沙漠戈壁与山脉，向南是热带丛林，向东是海洋。

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一方面外来文明很难侵入中国，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伊斯兰教的东扩都在阿富汗这个十字路口掉头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而不是东进中国，使中华文明不受外来文明打扰历经千年而不绝，整个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国际政治体系。

另一方面，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限制了中国的扩展，早在西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东亚大陆上适合农耕的土地就已经被全部纳入帝国范围内，扩张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实际已经达到农耕帝国的扩张极限。

汉朝尚武，进而击败草原民族，将势力扩张到亚洲北部草原与西域，将帝国扩张到地理局限的极限。早早扩张到极限后，中国开始收缩，进取心与尚武的精神开始消退。

接著，所谓的“魏晋风流”，只不过是失去进取心与尚武精神后，贵族精英阶层的糜烂与堕落，最终只能衣冠南渡。

直至宋代，尽管丢失了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海河以北；山西、河北北部区域），农耕文明的北部大门，门户洞开，曾经是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华北地区直接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只能撤到黄河一线。此外，还面临西夏（黄河中上游）的侵扰，但透过贡献财物实现和平后，宋朝在重新走向繁荣盛世的同时，中国文明进一步内卷，趋于保守。

贵族精英阶层糜烂堕落后，唐代以科举使官僚——士阶层崛起，至宋朝皇权与官僚共治天下。而在宋代，代表官僚士阶层核心意识形态的儒家，由唐代的道统说，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实际上完成了它的宗教化架构、固定化，进而保守以致僵化。

这等思想占据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历朝历代失去的不仅是进取心与尚武精神，更是中华文化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现代的大门口退回远古时代。

北宋亡于金，南宋凭借海外贸易其财政、经济甚至超过疆域更大的北宋，但在这种缺乏进取心的保守僵化的文化之下，偏安一方。明清以降同样不乏盛世，却也更加保守僵化，终致亡国，差点灭种。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整体发展确实走向盛世与复兴之路，但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保守与僵化的治理思维应该注意谨慎。毕竟，“盛世的文物，现在的黄金”，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