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必须社会化才能生存于世？解析卡缪《异乡人》文本内涵

【艺文编按】卡缪《异乡人》（The Stranger）向来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经典，书中“现代荒谬英雄”莫梭是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并因此被驱逐，但每个人都必须社会化，才能生存于世吗？我们能以什么方式来解读这本哲学经典？本文摘自麦田出版《超高效能思辨课》，作者陈嘉英多角度对卡缪文本进行剖析，十分适合入门读者。为阅读需要，部分撷取内容有些许调整。

书名：超高效能思辨课：多元理解经典文学，练就“读写论说”的素养力
作者： 陈嘉英
出版社：麦田出版

《异乡人》（The Outsider，又译为《局外人》），叙述主角莫梭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在棺材面前抽烟、喝咖啡。第二天，他去海滨游泳后，和久别重逢的玛丽看滑稽影片。他对职务的升迁不感兴趣，不愿回答玛丽是否爱她，对玛丽提出结婚的建议不置可否。在一次出游中，在沙滩上由于炙热的太阳和刺眼的光线，他迷迷糊糊地自卫杀了一个阿拉伯人。接著是一连串荒谬的司法审判程序，在法官和他的辩护律师面前，他竟毫无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最后他对指控坦承不讳，对于犯罪的动机，他的回应是：“那全是太阳惹的祸”。神父试图开导他向神认罪，可是他不信神，反而认为神父深信不疑的上帝“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更比不上他清楚抓住的真理。

在大众眼里，莫梭是社会感知力薄弱，缺乏同理心，麻木无情的冷血动物。检察官指责他没有人性、没有灵魂、没有道德。法官以莫梭对母亲的死漠不关心，不合乎道德，于是以他在道德上杀了母亲为由判处死刑。社会认为母亲过世应该流眼泪，任何不流泪的人就不符合社会道德，于是众人能以死刑灭绝他，以社会公理正义的名义驱逐这样一个局外人。

社会的礼仪习俗、制度规范界定了所谓的“理性”，和人应该遵循的行为模式，以达到人与世界和谐一致的关系。卡缪质疑社会化的人是自由的吗？遵奉约定俗成价值观念的存在能幸福吗？尤其是人类的正义判莫梭死刑，告诉他是个犯人就必须付出代价。而所谓的罪孽，竟是“在母亲下葬时不哭”。

这是社会杀人的方式──戴著正义的冠冕，合理化地惩罚任何违反社会法则的人。任何说真话的人将会危及整个建构在谎言上的社会制度，莫梭就是这些僵化制度下的牺牲品。

然而莫梭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荒谬审判，竟像是局外人，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人在乎真相。小说中的自叙语气平静，仿佛是旁观者。卡缪在美国版《局外人》序言中描述莫梭：“他绝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莫梭孤独而不冷漠，他渴望建立关系，唯其如此才会关心想念，活著因此有了温度。他要的是“一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他怀抱上诉的希望，理性地思索与世界的关系，积极的反抗神父、检察官以及社会加诸于他的审判；执著真生活，义无反顾地对抗当时“礼仪与宗教”所掌控的价值观体系，声称自己没什么可以忏悔的。

小说最后，莫梭回忆起母亲时表示“这世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卡缪借此提出自由的存在是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规定他人的行动，要求对方一定要呈现什么样的感受，除了他自己。但荒谬的是这些社会文化规定礼仪，限制丧礼必须哭泣、人应该重视升迁、女人需要爱的回应，因此莫梭在心里质疑、嘲笑、讽刺。

在荒谬的生存现实里，置身局外的孤独，索然无味的生活感觉之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是一道光。明知失败，明知最后的结局是死亡，但人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就在对荒谬、疏离的抵抗，自由与真理中彰显。

❖ 跨域思考地图

建立概念

最黑暗的时代，往往激发出人类最深层的意志，锻炼出最内在的思考。

精神分析哲学家拉冈、女性主义倡导者西蒙．波娃、存在主义大师沙特、立体画派巨擘毕卡索和卡缪都相逢在这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以各自的创新和探索的真理，对抗黑暗和虚无，这正是卡缪认定的存在。

卡缪认为每个人都是薛西弗斯，按著某种节奏周而复始的度过一生，这样的生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唯有当开始追问“为什么如此”的时候，人才开始存在。在意识中浮现问题，启动怀疑、探究，进而反抗的行动才符合人的尊严，对人生的负责，因此提出“我们反抗，所以我们存在”的观点。不服膺于权力，不信仰神化的主宰，不盲从于社会制度，不在乎众人眼光，不屈服于既定价值观的莫梭明白这样的他，是不容于荒谬的世界。毕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清者，必然被众人唾弃。但他心里确知自己就像被诸神惩罚的薛西弗斯，每天将巨石从山下推上山，巨石又会滚落山下，如此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每个人都这样茫然地徒劳，唯有知道当每次将石头推上山，自己又一次战胜了命运。

卡缪认为，建立在怀疑论之上的生活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但接受荒谬的诚实的人会以自己的反抗赋予生活意义。这是一九四一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投降纳粹德国，卡缪之所以投身于反抗纳粹的运动。一九四二年出版《异乡人》，其后担任《战斗报》编辑，成为法国反纳粹重要地下刊物的原因。正如他在诺贝尔颁奖致词上说到“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而体现作家职业的伟大，在于“拒绝谎言，反抗逼迫”，“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

思辨指南针

卡缪生于一战之初，二十多岁时工业革命全面改变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继而经历希特勒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大屠杀。蹂躏的烽火摧毁的不仅是有形的环境、生命，更是传统价值观、对人性真善美的信仰。毁灭阴影下疏离冷漠的人际关系，找不到存在意义的孤寂恐惧和焦虑徬徨，形成虚无主义失落的一代，没有根的世代。

然而，我们可以哭泣，却永远无法选择时代；我们畏惧死亡，却绝对无法永远逃避。卡缪认为“这代人不得不带著独有的清醒，为自身和周围修复一点点生存和死亡的尊严。”为防止世界分崩离析，对抗政权的摧毁，他企图“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生活的艺术，以全新的面貌获得再生，与历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做斗争。”

思辨问题一：

社会体制、法律礼教、宗教信仰是真理吗？它们是必要的吗？

【观点对话】

法律对权贵的保障、对女性的限制、种族的歧视和对外来者、弱势的欺凌一直存在。足见为维护社会秩序、运作效能而制定的政治组织、法律规范，基于不同立场、观点的人为操作，权力的渗透、多数决的暴力往往形成压迫。

《异乡人》里的莫梭质疑坚信“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但神父自以为抓到真理，却跟死了一样，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思考，只是躲在这虚假真理巩固的城堡里行尸走肉。这近乎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抗议礼教吃人，大声疾呼“救救那孩子”，企图打倒箝制人心的陈腐封建，让社会停滞的败坏习俗。

是以沙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除了人本身之外没有先天决定的道德或灵魂。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却有选择的自由，但每个人的自由就可能影响他人的自由，每个人选择后的结果也是无法逃避的责任。至于世人的评价与其身分地位无关，而当以其行为判断。

思辨问题二：

死亡的命运是每个人的终点，既然生无可恋，死无可逃，渺小的人如何定位自身存在？如何在无意义的荒谬世界中自处？

【观点对话】

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一条向死亡的路途，意识到终点，固然会陷于悲伤绝望或迷惘的情绪，但卡缪认为：“认识到世界的荒谬并非结束，而是开始。”当我们开始思考要活出什么样子，如何活出自己，为什么要活，值不值得活，活著的意义，如何活出价值，人的价值由谁决定……时，便等于回答了哲学最基础的问题，找到自身存在的途径。

人之所以“在”，是因为人选择了“存在”。在莫梭认为“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之时，便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他的生命权要握在自己身上，并准备接受“存在”赋予他的所有责任。那么，世界的荒谬便不足畏，而如卡缪在《反抗者》所提出：“从认识荒谬出发，继而肯定生命、勇于反抗对生命尊严的各种否定。”

正如薛西弗斯每一次将石头推上山，就是再次战胜命运；当他持续反抗命运，就是快乐的存在，也是对抗荒谬的方式。

思考对策：重新建立人生观、价值观──无神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极简主义

“我确定你一定曾经希望有来世”，神父看出莫梭对世界的爱，对生活怀抱想法。存在主义因为对人活著的意义与目的感到怀疑，但这份困惑茫然与否定，也正是不断寻找、建构存在意义，探索个人与世界连结方式的契机。

从“认为人应以态度和意志来决定自身存在的意义”（尼采）、“存在先于本质”（沙特）、“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回旋不已的叩问，让人确认拥有存在是自由做自己的选择权。这人本概念，不仅让教育开始正视个别差异，走向多元发展，让瑞典人崇尚“对于个体自由度最大的追求”的个人主义，但也出现反秩序社会边缘人；更引发了一九六〇年代反抗民族主义、反越南战争、反西方国家中层阶级的价值观、争人权的嬉皮。在政治上，反菁英和体制、强调农民和工人利益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各地兴起浪潮。

（本文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