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作家伍淑贤专访之二】创作要老实　作品好坏无关全职与否

读伍淑贤的文字，能读到强烈的生活质感。当中复杂的情绪、感悟却往往一笔带过，任由读者去思考流连。伍淑贤拿捏人物的分寸尤其精准，两三句简洁的文字，把世间的人情世故都“点”出来，却不油腻，让我想到一些经典作品，都有这样类似的特质。学生年代，她在港大读比较文学，吸收了不少经典养份：“有段时间读不少张爱玲，还有十九世纪俄国小说，是读了不少经典，一方面也是课程要求。不过经典未必全是好，有时太出名反而未必好。”

创作关乎诚恳 在港大就读时伍淑贤曾参加“青年文学奖”，担任第七届的主席。“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届，和以前也很不同，以前香港曾有个文社潮，喜欢文学的人会有很多机会聚在一起，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人的兴趣也不同了。”

当时，著有《停车暂借问》的作家钟晓阳曾于这段时间取得不少“青文”的奖项，伍淑贤回忆说：“有次她突然走上来说要拿回奖项，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钟晓阳。”或许不少人的美好岁月都是在读书时期，伍淑贤也一样，当时她亦与港大同学组织过“香港论坛”。“八十年代好多论政团体，那时以为自己好关心社会，感觉要写一些东西发表对九七的看法，其实都没什么做到，只是写写文章。印象中那时有写过信给戴卓尔夫人，至于内容，不记得了。”伍淑贤说这个团体里也有人后来真的从政，现在不知还存不存在，“不过都不重要了”。 伍淑贤说得轻巧，这些政事也轻巧地出现在同名小说〈山上来的人〉。小说里几个修女学校毕业的女子，各自有不同的宿命和出路，成长记忆中修女学校规条和创伤却一直羁绊着她们。小说里最后一次齐聚，竟是到中文大学示威，示威内容则是当年修女学校的贪污事件，隐隐然就是“金禧事件”。“当然可以方便套入，当时修女学校有其普遍性。每个人的学校生活都可以写成故事，虽然不是个个会写，但我觉得总有一天要处理。”伍淑贤说政治与文学一定有关系，而且是无法避免，因为香港就是政治产物。八十年代成长过程中，整个社会都在讨论九七，很难不受影响。她说不同年代都有不同政治运动，像现在的青年就是启蒙自雨伞运动，“但直接写没有意思，文学不需要突显政治，或避开，既然如此，反而可以坦白用这些元素”。在个人漫长的生命里，政治事件好像只成为一个注脚，却又并不那么简单。

“中国大陆开放后，有一些在文革里被批斗得很厉害的创作者，经历了十多年的扭曲，反而因此多了很多考虑。他们被被批斗前成就都很高，但开放后却会疑虑这些开放是否真的，会否又有下一次。长期高压下，有机会迷失自己，或被改造。”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伍淑贤用一个字“老实”（integrity）。“做创作（Artistic creation）关乎的，就是对自己有多诚恳吧。对自己不老实，就会受很多事干扰，那面镜会开始模糊，这个过程其实很残忍。”不过，又该怎样得知自己对自己是否老实？ 时代转变得太快，《素叶文学》从1980年办到2000年，足足二十年，于一本文学杂志而言足够长了。《山上来的人》最新的那篇〈古古〉，在2006年诞生的文学杂志《字花》刊载，写的是一个上年纪的父亲与“妈妈生”的半生牵连。“连偷都变了老夫老妻，我认老了，虽只四十出头。”文学季推荐奖的评审罗贵祥教授形容伍淑贤的文字“隽永”、“睿智”。伍淑贤却笑说写作纯粹因为自娱，“有时写完自己再看一次，觉得好看，就交出去给别人，即便未必是好的作品，但观看的过程还是非常有趣”。

日本作家柴崎友香惊讶于我们会没有稿费，有时出版社寄几本书给你就算。

“文学之城”爱荷华之旅

对写作爱好者而言，“文学之城”爱荷华的意义不明而喻。伍淑贤来到之后，发觉原来大部份作家也不是全职作家，“也有一些退了休的，但我所见很多都不是全职，有工程师，有记者，当然也有教书。有些是即使不需生活，也想工作，得到多元体验”。伍淑贤在爱荷华的另一个发现是“声音”。“我不敢代表其他作家，但觉得应该是要有英文的声音，也开始尝找人试译自己的作品。不过能译到文学又能掌握到风格的人应该不多，而且英文和中文的声音始终是不同的。”伍淑贤认为现在香港在华文创作上，好像被边缘化得很紧要，“但不是想争，只是也要保留“中港台”，至于声音要怎样出来，都仍然在摸索”。

虽然是作家工作坊，伍淑贤却说她最享受的其实是与不同地方作家交流、闲谈的时候。“在南非写作，原来还是有政治打压。其实香港是很有趣的城市，在出版事业方面很雏型，和非洲某些地方很相似。不是说小看非洲，而是对比下，发现原来香港这些发达的城市，出版情况反而是这样。日本作家柴崎友香惊讶于我们会没有稿费，有时出版社寄几本书给你就算。当然也不是说产业化就是好。” 即便去了两个月，伍淑贤仍然未觉得自己有成为“全职”作家的必要。“写作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有些写到有时写不到，工作其实令你跟世界更接近。”写作对她来说，是主要，还是次要？“写作，是恒常状态”，这句话被她的中学同学何式凝不断提起。“今天就是主要，因为要答你问题。明天可能就是次要了，因为要做其他事情。”伍淑贤说脑袋里要有写作这件事，见到外物会受牵引刺激，会有声音在里面。“写个好的开头很重要，通常都会知道蕴酿得够不够。”而且，全职还是业余，最后都看作品质素“全职可能是成因，但未必是决定性因素”。

许迪锵说〈父亲〉三篇挥洒自如，用疏离笔法写家人感情，精彩都在生活细节，是“没有故事的故事”之极致，为伍淑贤最初让人看见的面孔。伍淑贤其实少谈及自己，得奖总是谈到素叶。作为老字号压卷作，伍淑贤说荣幸：“因为西西是第一本带头，而素叶是某个年代的声音。”再早期的一些作品，现在许多都要在图书馆才能找到，《山上来的人》本打算出两册，伍淑贤笑说：“对我来说固然是重要纪录，但不觉得出版社对我会有兴趣，实在太少、太散了。”《山上来的人》出版后，伍淑贤已经在校另一本散文集《日以继夜》，并尝试创作一些长篇。

不少人认为作家需以长篇作品为代表，“半职作家”伍淑贤认为长篇会更好玩，有更多空隙位可以回气，整件事有趣太多，短篇有时因为限制住字数，反而发展得不够多。现阶段她仍认为自己读得不够多，但也希望有写长篇的能力：“那就可以自娱得更长。”谈到短篇与长篇之争，忽然想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门罗（Alice Munro），顿感两人有相似之处：写作时间长，却到一定年纪才获奖，而且也是以短篇闻名。

时代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但人依旧还是人，在她二三千字短小说里，前一篇的主角，下一篇总是变成路过的角色。“奇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我很喜欢。人本来就是这样，不会突然消失，但会突然成为别人的配角。”生活诚然就是如此，而写作，上一刻是主角，下一刻可能连路人都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