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艺术鬼才William Kentridge　赤裸暴露上世纪种族隔离创伤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在华文世界不算为人熟知，但他被誉为当今南非最重要艺术家。要界定肯特里奇为何种艺术家不易，其作品横跨绘画、印刷、编织、电影及戏剧等各种媒介，但多有一种共同点——对于种族隔离、殖民遗留问题作出深刻思辨。他自小目睹制度暴力带来的种种冲突与不公，其后将历史记忆转化为艺术，用粗野笔触撕开上世纪南非最深层伤口。

肯特里奇获奖无数，去年于皇家艺术研究院（RA）举行个人特展大获好评，不少作品现为纽约现代艺术馆、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等重要艺术馆永久馆藏，其执导歌剧《尤利西斯归乡记》亦将在今年香港艺术节进行演出。

就殖民伤痕做出深刻思辨

要了解肯特里奇作品，首先必须知道他身世。肯特里奇1955年生于南非约翰尼斯堡，当时种族隔离政策已被编入法律，种族歧视、制度暴力、阶级不公在他成长环境中可谓无孔不入，殖民政权为身边群众带来不同程度伤害，冲突亦随处可见。身为犹太裔，他认为自己得以用第三方视角观察当时南非社会经济情况。

肯特里奇出身于律师之家，父亲Sir Sydney Kentridge曾为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戴斯蒙·屠图、以及艾伯特·卢图利作辩护，在南非叛国罪审判担任重要角色。审判当年肯特里奇只有四岁，把父亲口中的叛国罪审判（Treason Trial）听成“树木与瓷砖”（Tree and Tiles），后来他以树木作为题材创作多幅画作。其母亲Felicia Kentridge同是人权律师，当年创立南非法律资源中心，机构至今仍为弱势社群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肯特里奇本人则从南非金山大学取得政治与非洲研究学位，其后不少创作围绕这两个主题。

受童年经历影响，其创作时刻为种族隔离政策带来之不公，以及殖民时代带来种种伤痕做出深刻思辨。他作品受真实事件启发，却不是客观记录，而是由各种主观情感碎片堆砌而成，为观众留下思考空间。肯特里奇作品虽不限媒介，但几乎总是由绘画开始，他曾表示画画“是想法的试验工具，是慢动作版本的思考”。

“素描投影”

肯特里奇常用炭笔创作，便于擦除，让构图随时改变。他九十年代一系列手绘动画电影“素描投影”（Drawing for Projections）尤其有名，不同于其他动画常用多张纸张分开每个场景，他选择以单张纸张承载多个场景，反复擦掉炭笔构图再重新画上，保留修改痕迹，如此重复直至故事完结。他拍下创作过程，将最后电影作品与手绘一同作为完整作品展出。炭笔修改遗留痕迹为他作品带来独特流动感，场景变换行云流水。

消除过程让作品的活动痕迹更呼之欲出。

动画作品《Johannesburg, 2nd Greatest City After Paris》为这个系列代表作之一，以年迈资本家Soho Eckstein以及艺术家Felix Teitlebaum两个角色作为代表，检视南非历史中殖民侵略、矿物过渡提取，劳工剥削，政治动荡等问题。对于肯特里奇来说，Soho与约城市间紧张关系与他本人作为艺术家在约翰尼斯堡所经历之焦虑感如出一辙。

碎片化诉说战争故事

人有可能不通过个体，譬如某个女孩、某个士兵、或是某个站在战争前的英雄，来说故事吗？

肯特里奇对于历史“碎片化理解”尤其感兴趣，《The Head & the Loa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之际创作，舞蹈、图像、音乐等不同元素汇聚画布之上，讨论当年逾两百万非洲群众被英国、法国、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用作运输工具一事，他们的贡献在种种历史记录中被抹走。利用仅剩碎片化历史物料，肯特里奇利用作品重塑一种“对于过去的地区性理解”。

样板札记

肯特里奇有不少实验性作品，其中一代表作是以三个屏幕展出的《样板札记》（ Notes Towards a Model Opera）。读者看到样板二字可能会想起上世纪中国样板戏，而艺术家亦正是从此取材。肯特里奇曾在中国逗留过一段时间，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思想作出研究，鲁迅、当年革命样板戏等题材深深引起他兴趣。

他就作品说道：“每个国家，尤其是南非，有其自以为豪的东西，相应也有令我们羞愧之历史，我对于人们试图掩藏羞耻这件事很感兴趣。”他表示在非洲，人们对于中非关系极感兴趣，中国上世纪历史是作品主要关注点。他采用样板芭蕾表演形式，以及一些历史影像，比如“除四害”运动中老鼠、蚊子、麻雀、苍蝇形象来代表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

除此以外，肯特里奇亦有大量戏剧作品，也通过编织作品表达所思所想，囿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介绍。他执导木偶歌剧《尤利西斯归乡记》将在香港上演，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其官方网站多作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