茑屋之前的日本传奇书店　“文化奇才”田中庆太郎改变行业｜王璞

前些日子我写了篇关于香港二楼书店的文章， 后来想想， 香港的众多二楼书店似乎还是缺少了甚么，因而不能成大气候，是甚么呢？ 信是有缘， 近日读到的一本书，《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回答了我以上问题。
文：王璞｜原题：一个人和一家书店

因为少了一个象东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那样的文化奇才。

我是相信天才的。既然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因一个天才而改变， 一个行业因一个天才而改观又有甚么奇怪呢？ 田中庆太郎于一九五一年去世后， 文求堂也跟著关门， 而日本书店业的文化沙龙时代也随之凋零， 这大概可作为我这观点的一条例证吧。

“文化奇才”这顶光环是我献给田中庆太郎的， 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他。只有“文化”这个外延广泛的词汇， 或许能够概括他多方面的才能， 同时也提示我们： 作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书店老板， 也跟成就科学家、文豪、总统一样，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定数和机遇。

田中庆太郎出身世家， 祖上是京都皇宫御用书店“田中屋”老板。另一书店老板斋藤兼藏说他的风采“无论怎么说都是贵公子一样的风度”，跟他的家学渊源自然不无关系。更兼后天的修养： 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的高才生， 讲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毕业后即到中国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游历， 遍访各地古书店。接下来的几年中， 他干脆在北京租房住了下来， 学习古汉籍书画的专门知识， 广为搜购善本古籍， 运回日本。从此， 亦即一九零一年以后，文求堂成为东京第一家经营汉籍书画的书店。

开辨这样文化层次十分高档的书店， 必须要有非常精明的营运策略，田中庆太郎向人们证明， 他在这方面也是高手。一方面， 己经成为古书鉴别家的他亲自坐镇北京， 搜求古籍珍本; 另一方面， 他把书店开成一个文化沙龙， 面向大学教师和青年学子、中外文人骚客。上个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文求堂俨成东京学界另一个文化中心， 不仅卖书， 也搞出版， 主要出版高档学术著作。这样的书当然不赚钱， 但在留学的青年学子中间流传一种说法：“到东京来， 哪怕不去东京大学，也要来一趟文求堂”， “去东京一是去东洋文库拜读， 二是到文求大学听讲。”

这当然是玩笑话， 不过文求堂的确每天都有学者专家上门跟主人聊天。不止是日本史学界、汉学界的学者名流， 还有外国汉学家、中国作家。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中国作家郭沫若都曾是田中座上客， 受到其照顾帮助。郭氏那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不仅借助于文求堂的图书资料， 而且也是在文求堂出版的。以至于田中逝世十七周年， 高罗佩发起整理出版追忆文集， 而郭氏四九年后到日本访问， 亦曾破天荒不避嫌地专程去田中墓前致意。

田中庆二郎这个名字有段时间在中国并不陌生， 不过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 五十年未期， 国内报刊上曾把他当作文化大盗来批判痛斥。事实上， 至今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典籍， 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田中庆太郎之手流去的。这使我不禁想到， 若是这些典籍没有流出去一直都留在中国， 在文革中它们会遭到甚么命运？ 其中幸免于红卫兵之灾的一部分， 留在国内就一定会比收藏在日本发挥更大的研究价值吗？

其实田中庆太郎早在日本侵华之前便将主要精力放到出版方面了。因为厌恶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 他不再去北京。自断其搜购的渠道之后， 他将书店业务重点放在出版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方面。例如《中国学翻译丛书》这类书。回忆中说他在人们问起，这样是否赚不到钱了时， 他答曰“出版嘛， 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我固然愿意相信其中大部分是他由衷之言。但作为商人， 只考虑理想也是无法生存的。基于广博学识的独具慧眼， 目光远大， 才是文求堂出版成功的重要秘诀。

（获作者授权转载自Facebook帖文。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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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璞生于香港，长于内地。上海华东师大文学博土。一九八零年开始写作。一九八九年定居香港。先后作过报社编辑和大学教师。二零零五年辞去大学教职，专事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女人的故事》、《雨又悄悄》、《知更鸟》、《送父亲回故乡》；散文集：《呢喃细语》、《整理抽屉》、《别人的窗口》、《香港女人》、《图书馆怪兽》、《小屋大梦》；长篇传记：《项美丽在上海》；文学评论：《一个孤独的讲故事人—徐讦小说研究》、《我看文学》、《散文十二讲》(此书内地版改名为《作文十二讲》、 《小说写作十二讲》、教学参考书《现代传媒写作教程》等。长篇小说《补充记忆》获天地图书第一届长篇小说奖季军，长编小说《么舅传奇》获天地图书第二届长篇小说奖冠军、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