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独立电影人专访｜过审难“红线”模糊不清　自我阉割仍被再阉

“警察力量过于薄弱”、“不能反映官员贪污腐败”、“片尾音乐（方言民乐）没有字幕，担心有反动言论”……这些看似荒谬的理由，却确实是内地独立电影无法通过审查的原因。在不断收紧的审查制度下，“红线”无处不在，“创作时把自己阉割一遍，最后送审时又阉割一遍”已成独立电影人心中默认的准则。模糊不清的审查条例，部门的约谈与“拜访”，都令内地电影人噤若寒蝉，在漫漫送审路上举步维艰。
记者：王梓萌／大学线　编辑：张凯元／大学线

在山东长大，自幼迷上中外电影的独立制片人水某（化名），在台湾铭传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追寻电影梦。在电影公司工作的三年里，他发现到行内人仅在乎电影的收益，而他更着重电影能否传递思想，于是毅然辞去电影公司制片人一职，自立门户。

在内地，电影上映前要交到电影局审查，通过审查、获得“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才可在院线、串流平台上映和参与电影节。若私下将未通过审查的电影放映，制作团队可能会面临最高过百万的罚款，甚至是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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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含犯罪情节仅评0.9分　“正能量”结局亦未过审

“独立”的身份虽为水某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但同时迎接他的是崎岖不平的审查路。两年前，他参与的一部电影便因未能通过审查而无缘上映。该电影讲述一个身患绝症的兄长，为了给有志成为音乐家的弟弟筹钱举办音乐会，不惜与朋友铤而走险，走上犯罪路的故事。水某和拍摄团队自知故事“不太正能量”，故特意安排警察成功将犯罪分子捉拿归案的结局，为求让电影更正面，能通过审查。

这种自我审查的例子在内地电影业十分常见，水某直言“审查是刻在脑子里的，我们甚至做梦都在想到如何通过审查”。然而，即使结局如此“正能量”，水某的电影终究无法过审。在以10分为满分的电影审查意见表中，该片仅获0.9分。电影局在“存在问题及修改意见”一栏中表示，故事“展示了主人公扭曲的人生观、丑恶的个性和以触犯法律来达到目的的价值抉择”，即使有正面的结局亦无补于事。电影中的“警方迟迟不采取行动”，亦被批评“对警察等正义力量的描写过于薄弱，与法治社会现实严重背离”。

按照规定，未通过审查的电影可以根据电影局提出的意见修改，并二次送审，但水某认为所谓的修改意见实际是一种“劝退”：“难道我们要把整个故事改成一个爱情故事吗？没法改，除非重拍”。送审的电影花了一年时间拍摄，耗资100万元，制作团队联同演员合共上百人，资金是靠他行内的前辈帮忙牵线，找到几间肯投资的公司而得来的，但水某表示这次的失败令“他们（公司）没有信心再去投资了”，“放弃它，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好的结果”。而且即使重拍，电影仍需再次提交电影局接受审查，水某感叹：“这道题你不会，你写十遍也不会”。

“不想自取其辱”　拒将作品送审

面对审查这道“不会写的题”，有人干脆搁笔，另辟蹊径，寻找上映以外接触观众的途径。

曾获“凤凰网行动者联盟”评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的纪录片导演蒋能杰，2010年起花近十年时间记录家乡湖南省邵阳市的村民，为了生计上山采矿而染上尘肺病的故事，制作出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马夫”是负责赶马运送物资的人）。然而，拥有逾十年电影从业经验的他意识到，乡村贫困话题是审查制度下不可触碰的“红线”，“我们现在全面脱贫了，怎么还会有贫困问题呢？”。

带著“不想自取其辱”的想法，蒋能杰并未将影片送审，在2019年12月完成《矿民、马夫、尘肺病》后，他选择日夜守在内地影音平台“豆瓣”的网页上，以私信方式向每一位点击“想看”的用户传送其云端（网盘）连结。据“豆瓣”资料显示，至今共有7.7万人表示“想看”这部纪录片，为该片写下观后感的更有过万人。百度网盘官方亦一度在微博上为影片宣传，表示“欢迎更多独立电影人和创作者来网盘首发”。

三度被约谈　未送审电影终消失

尽管并未送审，《矿民、马夫、尘肺病》仍难逃“被审查”的命运，蒋能杰三次接到不同部门的致电和约谈。

最先“找上门”的是蒋能杰公司注册地——广州的公安部门。当时，蒋能杰正在网上发起众筹活动，为《矿民、马夫、尘肺病》筹集制作资金，但由于未有申请拍摄许可，隶属广州公安部门的“文化执法大队”随即要求他“删掉”众筹活动的宣传，并退回筹得的五、六万元人民币。其后，当地文化体育局再约见他，对谈的一小时里，对方多番质疑他的拍摄目的，“拍这些是想干甚么？”、“（你的电影）不符合电影法，还会违背宪法”；又警告他“不要（把这部影片）做出来”。

最后蒋能杰没有屈服，被“约谈”后三个月，电影完成拍摄，他却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影片）就是非法出版物，我担心他会不会来抓我”。终于在一年多以后，蒋能杰被第三次“约谈”。这次向他发出“邀请”的是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指他在网上“上映”未获过审的纪录片，要求他将相关连结删除。

自此，内地的观众再难以看到《矿民、马夫、尘肺病》。百度网盘官方也删除了该段宣传，如今若再点开蒋能杰分享的连结，画面只会白底黑字地显示“百度积极响应政府‘净网’行动号召，打击网上隐晦色情信息”。

“红线”边界模糊　戴著脚镣难跳出优美舞蹈

然而，蒋能杰亦非全然放弃正规的上映途径，抱着 “玩一把”的心态，他把新片《矮婆》送审。这一次他成功了，这套讲述一个留守女童在种种经历后离乡寻找双亲的电影终于2021年上映。将《矮婆》送审的过程，蒋能杰形容是两度“阉割”，“我这个片子要过审查，所以创作时把自己阉割一遍，最后送审时又阉割一遍”。电影中，贫困儿童到工厂工作的镜头被要求删减，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童工”；“官员收礼”的镜头须改成官员坚拒不收，因为“不能反映官员贪污腐败”；片尾的当地民乐被要求加上字幕，因为那是方言，他们听不懂，担心是甚么反动的歌词。

面对种种无理删减、更改的要求，蒋能杰无力反抗，“不改他就不给你龙标，不给你发许可证，他们现在就是这么流氓”。他表示，这些被要求删减的内容，并没有订明在《电影产业促进法》内，从业者只能自行揣摩，以及与“同行取经”来判断“红线”的边界。这样的试探，蒋能杰形容是“带著脚镣跳舞”，反问“能跳出优美的舞蹈吗？”

送审如石沉大海　知名导演亦“求审无门”

不只是独立导演，中国“第五代”电影代表人物，曾获多项国际电影大奖的导演田壮壮，在8月发布的影片《田壮壮：我和电影的关系》中表示，其执导的《鸟语嘤嘤》拍摄完毕后送审至今已有两年，至今仍未曾收到任何回复。该电影讲述一名农民与知青斗争的故事。他提到，他愿意接受任何审查结果，却无法接受“我送给你两年多，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又坦言这次经历令他再一次对电影失望。

疫情、审查双重打击　独立电影人唯有另谋生计

无法通过审查，意味著电影无法上映，创作者投放的时间、金钱通通都化为泡影。对于没有公司依附、没有稳定投资方的独立电影人来说，被扼住咽喉的不止是作品，还有自己的生计。水某无奈地表示，担任独立制片人的三年里工作“没有收支平衡，一分钱没赚。所有都是我们在支出，没有收入”。为了拍摄《矮婆》，蒋能杰亦动用了原本为买房子而存下的40万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亦殃及电影业，水某叹指电影是一个随时被抛弃的产业，“没有太多（投资者）愿意去投资电影了”。

为维持生活，独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他处。水某将工作重心放在经营电影社交媒体账号上，他写影评、电影上映资讯等的微博帐号有逾200万粉丝。给其他电影写一篇五星好评，可为他赚来800到6000元不等的收入。拍摄广告也是他另一个收入来源，他曾为意大利一个奢侈品品牌拍摄抖音广告，五段影片能赚得15万人民币，“我其实不太喜欢拍广告，但它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蒋能杰亦透过拍广告赚取收入，其他电影作品参与比赛获得的奖金也是重要收入来源。

在“红线”下的挣扎困难重重，但水某与蒋能杰都表示，将会在独立电影之路上继续坚持下去。水某坚定的道：“中国有非常棒的独立电影工作者。他们用影像书写历史，书写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坚定了创作的决心和态度的时候，审查制度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内地独立电影难过审查　迷雾中摸索求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