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赤柬屠杀历史后　观光旅游和消费主义何以影响当代柬埔寨人?

【艺文编按】吴哥窟以外，不知你有否听闻过另一“景点”波布罪恶馆（Tuol Sleng Museum，S-21监狱）呢？看似平凡的巷道内校园，却曾是著名的监狱刑场。本文节录自麦田出版《南洋读本：文学、海洋、岛屿》的〈柬埔寨：没落的古国〉一章，由阿泼所著。作者受过新闻与人类学专业训练，这次她聚焦柬埔寨近代历史，研究离开战争后，当代柬埔寨人如何在观光旅游风潮与消费主义中立足。为阅读需要，部分撷取内容有些许调整。

越战结束后，赤柬一度想夺回这块富庶的土地，中南半岛的战火因而无法平息。

柬埔寨共产党通称赤柬（红色高棉），197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夺下柬埔寨统治权，但这也成为柬埔寨近代史上最恐怖的一页。从1975年到1979年这三年多的时间内，约有全国人口五分之一“非正常死亡”，这无可估计的百万人牺牲于饥荒、疾病、劳改、迫迁、屠杀等原因中，最后只留给观光客一个骷髅冢（万人冢）来证明赤柬的残暴。

在柬埔寨时，我曾一度犹豫是否该到这么恐怖的景点“观光”，但最后还是来到金边的波布罪恶馆（Tuol Sleng Museum，S-21监狱）—这个赤柬头子波布“清理”思想犯和知识分子的监狱刑场—体验这段黑暗历史。

我们得先小心翼翼走过一条充满污水、秽物和泥泞的小路，才能到达这个黑色景点的门口，一路揣著莫名恐惧，却愕然发觉这个世界知名的疯狂屠杀点，不过就是个藏身在金边的巷道内的平凡简陋小学校，恐怕最好的导演都设计不出这么荒谬的反差。

不过，我这也才发现，正是在这么不起眼的场域中，进行最残忍的暴行，才能让恐惧更深刻—教室外有铁丝网圈挂著，室内简单展示画像、刑具，如此简单就足以让我们双脚发抖，心里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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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想像过头了，不知今日柬埔寨人民怎么看待过往那段黑色岁月？在吴哥时，我和同伴在面摊遇到了几个当地人时，便想探问她们的感受。

那是简单木柱搭成的餐厅，几个小摊挤在这长形空间中做生意，当时已经过了用餐时间，整个餐厅都没客人，我边啜饮著可乐，边翻看以图片在书市取胜的旅游书。一个年轻女孩被这本书吸引，害羞地请我借她看，而后认真地看著书里的“柬埔寨”，其他工作人员都凑了上来，对著每一页照片惊叹，仿佛从来不认识自己的国家一般。在某一页，她们停下来，像是训练得当的合唱团，先一起倒抽一口空气，而后齐声大叫。我也凑过去看到底哪一张照片让他们如此惊讶？原来是金边的波布罪恶馆，书上编排著几张贴在馆内的骇人照片。

“你们从未看过吗？”我好奇询问，她们都摇了头，“我们没到过金边，我们从来没离开过这里。”这些年长的女孩没离开家，没离开这个乡村，甚至没有离开过这家餐厅，除非她们嫁到国外或者去别的国家卖劳力，否则她们一辈子就在这里，她们的国家只有在自己的眼前和脚下。

她们又细细碎碎讨论了起来，我忍不住又问：“你们认识波布吗？”她们回答：“知道，他是很可怕的人。”我们彼此的语言能力都贫乏到无法深入讨论这个话题，因此我不懂她们的“知道”（Know）是听过，或是亲身经历。如果是后者，我恐怕也难以索求更多的故事。

书名：南洋读本：文学、海洋、岛屿
编：王德威、高嘉谦
出版社：麦田出版

然而，在这个国家，有些故事是不用明说，只须见到便可明了。例如那些缺腿断脚少个眼睛的大人小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可判断那又是一颗地雷炸开的结果。在这国境内，不论往哪儿走，都可看到一组失去双脚以膝盖站立的乐队在路上表演，或是拄著拐杖的孩子对你笑，还有那些缺腿缺胳膊仍卖力清扫吴哥古城路面的劳工。他们数量如此多，多到仿佛是此地的寻常风景，让我们这些过客都麻木。

至今深埋在这片土地里的地雷，或许比我们看到的那些残疾人士还多，根据统计，平均每个柬埔寨人可以分到一颗地雷，所以直至现在都拆不完。我们看不到，也不知道何时有人用身体找到它，让它炸碎又一个生命。

这些地雷是赤柬留下的。在赤柬获得权力前，暹粒是他们的基地。他们栖居在吴哥古迹里，拿AK-47射杀长臂猿训练，并睡在石头上以激励自己的斗志。他们将吴哥周围一百五十六平方公里的区域视为解放区，还将一个防空基地设在吴哥遗址上，利用这个古迹当盾牌阻挡对手—美国和柬埔寨施亚努政权—的轰炸。

赤柬和亲越共施亚努政权是死对头。越战时期，美国除了为防堵越共而轰炸柬埔寨，让七十五万柬埔寨人在战火中牺牲外，也在驱逐施亚努另立新政权时，挑起了柬埔寨内战。后来，施亚努逃到了北京，而赤柬则在中共协助下，接手了统治权。

为了夺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土地，赤柬在越战落幕后，侵略越南，攻打越共。1979年，越南“解放”柬埔寨，并将赤柬赶到边界丛林，流窜到泰国边界的赤柬军便沿路留下地雷，故事最后以埋在地底的一千万颗地雷当结局。而越南和柬埔寨两国的关系，也像是在国界上埋著地雷，随时炸开人民的埋怨和仇恨。

战地记者张翠容在《行过烽火大地》中提到，柬埔寨有八成以上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特别敏感，提到越南人会流露出无限的恨意，甚至使用具有贬意的名称yueon来称呼他们。

一位在火车上遇见的越南商人则对我们谈过同一场战争：“我在战场上昏迷过去，醒过来时，整个身体都被尸体盖住，手臂上搁置一个断裂的手臂，而脖子旁是个不成形的大腿，我的同伴和敌人都死在身旁，我感到难过又害怕，而后我又继续在尸体堆里睡去，假装自己是一副尸体，不用再面对战争。”越南商人下了结论：“我讨厌柬埔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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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离开战争的当代柬埔寨人来说，日子又是如何的呢？除了一些一定要和小贩杀价，还有注意缠人的司机和小孩的资讯外，旅游书里不会告诉你，观光旅游和你的消费，如何影响这个向世界打开大门的国家？

有一回，沙土路的那头，迎面而来一辆绿色的摩托车，我涌出莫名熟悉感，待摩托车近到我的眼前，仔细一看，原来柬埔寨邮差所骑的这辆车，车体上就印著“中华邮政”。无独有偶，再多走一会儿路，小孩在眼前跑来跑去，身上的体育服绣著“溪口国小”四个中文字—这是我儿时短暂读过半年的城市小学。

曾经贫穷的台湾，富裕起来后，“贫穷柬埔寨”便成为台湾人展现爱心的领域。

台湾的社福组织多来此驻点、服务，也时常有台湾人募集衣服物资来柬埔寨捐助。经商和爱心，几乎是台湾人和第三世界连结的方法，走遍全球看到台湾，多不出这两样。

当我看到邮车和小学制服时，不免以为，“美国面粉内裤”竟在这个时空重现。那是我母亲成长的年代，是台湾小孩总赤脚奔跑在沙石路的时期，而韩战的发生，为这个贫穷的社会带进来美援和美军，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也给了很多人不同的梦想—当时美国援助的物资可以制作成各种产品，面粉袋甚至能缝成孩童屁股上的内裤，他们一边吃著面包，一边想像美国人过著什么都有的生活，嘴里也跟著吐几句ABC，How are you。就像黄春明《苹果的滋味》中的一家人，红艳鲜美的苹果将他们都惊傻了。

想要吃饱，想要车子，想要好生活，想要不一样，是每个发展中国家人民共有的盼望，我们的tuk-tuk车伕Lin，就有著“苹果梦”。

戴著渔夫帽的Lin，总是安静地站在车头前，等候著我们逛完一个又一个景点。他不懂我们的华语，而寺庙古迹里的一切也和他无关，他尽责地踩著脚踏板为我们带路，但除了景点地名外，他说不出一句介绍。倒是埋藏在吴哥四处的少年小孩，会缠著你，为你介绍那里的历史古迹和一草一木，他们以堪称流利的英文，希望从你身上赚得一家子的生活所需。

我们包Lin的车到五点为止，好让他去学英文。他的英文能力尚可，和我们沟通无虞，但为了抢得更多工作、挣得更多钱，他督促自己精进英文。补习费一个月就十块钱美金，刚好是我们包车一天的价钱，当然，他必须够幸运揽得到生意，才有这笔收入。

我们总在车后盯著他那扛起家计的厚实肩膀，盯久了，也对他的故事产生好奇，于是开口要求到他家拜访。他笑了一笑，将我们带到一间简陋泥土糊上的平房。

他的妻子站在门口，有点讶异，但随即转成笑容，请我们喝茶。平时脸上不带表情的Lin，终于绽开笑容，我这才发觉他补过牙，当我指著那颗牙询问价钱时，他却抢著拿出一张照片介绍一双儿女—为了脱离这个泥土屋以及贫穷的生活，他咬著牙送孩子读私校。

这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我怀疑他是否真付得起？毕竟他还要养家、缴钱给车行，每天都还要上英文课。

“我希望孩子们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发展，不要回来了。”每天靠著劳力赚美金，每天看著不同肤色语言的外国观光客，Lin也想要出国看看、想到台湾旅行，但他却连金边都没去过，只好继续想像著世界如何广阔，外头生活或许更好。他或许一生都离不开暹粒，但他希望孩子走出这个国界，成为不同身分的人—那些有权力改变他的国家、消费他们的劳力的人。殖民者走了，但物质、金钱和文明的魔力，并没有真的离开这些国家，我们都同样处在苹果的遗绪里。

2013年

（本文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香港01亦无法核实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原创性。）

阿泼｜六年级生，本名黄奕潆，生于高雄，长于彰化，受过新闻与人类学专业训练，曾担任记者、NGO工作者以及偏远地区志工，目前专事写作。著有《忧郁的边界：一段跨越身分与国族的人类学旅程》、《介入的旁观者》、《日常的中断：人类学家眼中的灾后报告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