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力架家族看葡人在港发展 从澳门移港占尽优势却为何无法突围
【艺文编按】香港开埠后，澳门土生葡人能操多种语言，且了解华洋文化，发展上具有多重优势，却因为表现得“欠缺商业活力”，终究未能在香港商业史上留下突出痕迹。本文节选自郑宏泰博士的“洋人家族研究系列”著作，《布力架家族：澳门土生葡人在港五代发展传奇》第二章，第24-39页。
澳门开埠的历史远比香港悠久，孕育出不少在当地扎根多个世代的家族，例如卡斯特罗（d’Almada e Castro）家族、施利华（da Silva）家族、黎氏（Rangel）家族等等。与今时今日那些富甲一方、名扬中外的家族相比，当时那些澳门葡人家族尽管不是一时巨富，但却同样名扬中外，甚为显赫，并因其土生葡人的特点自成一系，备受各方关注，吸引不少研究者目光。本研究聚焦的布力架家族正是其中一个，他们在澳门扎根多代，后来转到香港发展，同样干出了一番成绩。虽然布力架家族的成就与财富未及那些顶级的英国、犹太或巴斯商人，但作为土生葡人的代表，他们的际遇反映了这个族群在港生活的故事，同时充实了香港早年发展历史的内涵，值得深入探讨。
一个家族的发展能否干出成绩，实在需要多方因素配合：既要有人才、意志、努力和奋斗等内在条件支持；亦要有时局、环境、运气等有利的外部因素呼应，两者缺一不可。布力架家族在香港开埠初期，将目光放在这个新开辟的自由港，认为她的幅员较澳门大、贸易政策更进取，有更佳发展前景，所以很快便由澳门转到香港谋生。从他们日后的发展进程看来，这个具前瞻性的决定，成为家族闯出新天地的关键起点。
澳门土生家族移民香港的发展转变
正如上一章粗略提及，英国占据香港之后， 澳门连结中外的独一无二地位首当其冲，据说不少土生葡人因而产生了“一种抵制心态”（李长森，2007：189），觉得英人此举是冲著他们而来。事实上，当获悉英人占领香港之后，澳门葡人报纸《葡萄牙人在中国》（O Portuguez na China）曾提出警告，指澳门的发展必会受到巨大挑战，但对此却束手无策（J.M. Braga, 1960: 57）。尽管澳葡政府及普罗土生葡人内心担忧，英人治下的香港会给澳门带来直接竞争，威胁日后发展，但香港开埠后可能提供巨大发展空间，这对不少土生葡人而言仍甚具吸引力。
英国夺取香港时显得野心勃勃，胸有成竹，似有满腹大计，要将香港打造成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自然吸引不少目光长远、具全球视野之人注视。但刚占据时，由于香港的地位尚未确定和稳固，加上中英各易其帅，重启战事，前景不稳，不少洋商乃抱持观望态度，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就连英国政府的在华办事处，亦没随即由澳门迁到香港。
虽然如此，英国对于占领中国领土立意坚决，一边与清廷战争，一边开始经营香港，基础建设及典章制度亦密锣紧鼓地进行。1842年，英国成功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割让已成定局。至此，包括澳门土生葡人在内的洋人洋商，才相信英人对香港的管治能力，以及开展贸易的决心，促使他们将香港及“五口通商”的条约港口纳入未来发展的规划之中。
过去300多年来，澳门在长时间的华洋杂处及相互交流下，孕育出不少精通华洋多语的人才，当中有不少是土生葡人，对多方社会、信仰及文化相当了解，过去一直担当著中间人的协调角色，经验丰富。《南京条约》之后，由于通商口岸由澳门一个突然增至七个，加上大量洋商涌入，趁机抢夺中国市场的头汤，这群土生葡人成为香港及“五口通商”开放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华洋商人甚至政府都争相聘用，令他们获得了前所未见的重大发展舞台。
另一方面，澳门过去独一无二的中介地位受到冲击，加上人才资源外流，整体人口骤降，短时间内突然失去了发展活力，陷于困境。正如上一章粗略提及，阿马留出任澳督期间曾想力挽狂澜，作出前所未有的政策冒险，更因此赔上生命，此后，澳门的历史地位虽有了转变，但发展前景已难以逆转，日后只能依靠那些被传统主流社会视为“偏门”的生意或行业勉强支撑（黄启臣，1999）。
书名：《布力架家族：澳门土生葡人在港五代发展传奇》
作者：郑宏泰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香港开埠后，英国政府及大小洋行洋商，急需聘用能够沟通华洋中西的人才，原本在澳门生活、具多语能力的土生葡人被高价“挖角”，一时间很受欢迎，不但殖民地政府向他们招手，大小洋行亦想纳他们己用，协助开展业务。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在香港开埠初期，葡人抵制心态甚浓，但他们后来发觉香港及其他条约港口涌现不少高薪厚职，有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便抵挡不了诱惑和吸引力，乐意离开澳门，投身其中。这种趋势更随著时间推移，令香港及各主要条约港口的发展较澳门更佳更快。
本研究的焦点人物JP．布力架（Jose Pedro Braga）在其著作中曾引述早期商业名录的资料，指出土生葡人自香港开埠后不断移居至此。他以1849年的《香港年历与名录》（Hong 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的登记资料为根据，按登记者姓名查找分类，发现当时香港有六家公司由土生葡人经营，另有35名土生葡人受聘于大小洋行及政府。他以同样方法查找1861年的《中国名录》（China Directory），发现当时香港已有13家公司由土生葡人经营，受雇人数则达145人，当中32人任职政府，113人为大小洋行所聘用，例如在渣甸洋行，便“有许多澳门土生葡人为其工作”（李长森，2007：188）。在短短12年间，土生葡人经营的公司数目倍增，受聘于不同机构的人数更上升两倍多，可见由澳门转到香港发展者日多（J.P. Braga, 2013: 146-152）。
据余绳武、刘存宽（1994：354-355）引述英国外交部资料指出，1848年时，香港的土生葡人已达321人，仅次于殖民地统治者的英国人，因为在1845及1851年，在港欧美人口只有595及647人。到1897年，在港的欧美人口总数为5,532人，其中英国人为2,213人，另外土生葡人则达2,263人。以上统计数字说明三个特点：一、土生葡人自香港开埠后不断到来，二、其人口规模在洋人中较大，仅次于作为殖民地主的英国人，三、英国人在统计人口时，一直不把澳门土生葡人计算入欧美人口中，而是独立一个类别，揭示在英国统治者眼中，土生葡人不属于欧美白人，此点明显影响了他们的发展。
李长森（2007：208）根据《澳门土生家族》所记录的440个土生葡人家族，作出另一点统计，发现其中255个家族有部份成员已移居香港，比率高达58%，可见自香港开埠后，多数澳门土生葡人家族已逐步把心力投放到香港，当中不少人更取得了突出发展，布力架家族便是其中重要例子。
香港和多个条约港口向外开放后，澳门土生葡人虽然在这些地方获得了前所未见的发展机会，在政府或是大小洋行中任职，深得洋人大班及政府官员信赖，但他们的工作大多是文书或翻译，甚少成为买办，有别于同样掌握华洋多语的华人，情况甚为特殊（Wordie, 1999）。
对于这种特殊现象，史钊域．布力架（Stuart Braga）作出深入分析，指出在当时的非华人人口之中，土生葡人乃仅次于英国人的第二大族群，他们自澳门转到香港，主要成为“打工仔”，有些受雇于政府，有些加入大小洋行，属于“文员阶层”（clerk class）（Braga, 2012: iii-v and 85-86），如下一段介绍，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某层面的关键所在：
葡人难以创立贸易行与那些很成功的英资或欧资金融及商业公司竞争，他们很容易便可在那些公司或政府部门中找到工作。随著时间过去，尤其是当教育水平提升，他们展示出做事勤劳、全面和细致的特质，因此，他们成为一个独特族群，亦是一个清廉可靠的文书阶级。（S. Braga, 2012: 106）
到底这是反映出他们相对缺乏经商意欲？抑或是他们未能与华人社会建立紧密的人脉关系网络之故？第二个问题或者不难理解，而第一个问题则可从上文提及1849及1861年土生葡人公司的数目中，看到一点端倪。虽然在那12年间，土生葡人在香港设立的公司数目由6家倍升至13家，但始终为数甚少，似是反映土生葡人较少投身商业，惟有关这方面的直接研究与分析，至今并不多见。
毫无疑问，香港开埠后，澳门的历史地位发生重大转变，土生葡人对此在心理上有些“不太舒服”，觉得往昔的优势不再，但毕竟香港近水楼台，提供了另一层面的发展机会。他们过去在澳门长期与华人及其他欧美人士相处，分别学习到华语和英语，加上自身的母语（葡语），令他们成为沟通华洋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不被英国统治者视为欧洲白人，又没有完全融入本地华人社会，促使他们走上另一条道路，尤其在九龙的尖沙咀、旺角、何文田及九龙塘等地聚居，成为开拓九龙半岛的关键力量，丰富了香港社区的种族、商业与文化多元性。
作者简介｜郑宏泰，现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全球中国研究计划联合召集人、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电话调查研究室总监。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工商管理学士、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的郑宏泰，研究领域为家族文化与企业传承、企业家精神与社会网络、华人社会变迁与继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场变革、社会调查与分析，以及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等。
郑宏泰醉心研究，笔耕不绝，前后出版了38本中英文专书，编辑书籍亦达14本，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近 20 篇学术论文。学术及社会服务上，他担任国际学术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 East Asia 及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廿一世纪》编委会委员，主持《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传承与发展》系列出版，他亦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董事会成员(2019 至今)、行政长官卓越教育奖(2019/2020)评审委员会、教育局课程发展议会通识科委员会(2018 至今)及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历史专责委员会委员（2018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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