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人︰现实中善商贾的“拜火教”族群　原来对香港开埠影响深远

【艺文编按】提起“拜火教”，大家或会想起《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现实中，他们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巴斯人，“善商贾，好利”的特点使其成为大英帝国的“帝国伙伴”，向全球扩张。而在香港，巴斯商人亦曾风光一时，么地、律敦治等名便跟巴斯人息息相关。本文节选自郑宏泰博士的“洋人家族研究系列”著作，《巴斯家族：信仰、营商、生活与文化的别树一帜》第二章，第48-56页。

在古代，巴斯或粟特商人东来中土，主要是为求财营商，并非传教。其宗教当时被中国人称为天神教，后称祅教，并如上一章所述，因崇拜仪式总是离不开火，于是又被称为“拜火教”。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缺乏那种主动自觉地向外扩张的精神……他们到中国的目的是经商而不是传教”（林悟殊，1995：112），因此琐罗亚斯德教并没在中国流行起来，民间社会对此知之甚少，亦鲜有直接接触，事实上他们到华的人数相信亦只零零散散，为数不多。到了清代，据说在1756年时，第一名巴斯商人随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了广州，开始与华贸易（郭德焱，2001：116）。

由是观之，虽然琐罗亚斯德教早在四或五世纪已传入中国，揭示波斯商人东来并非新鲜事，但他们显然没给中国社会、商贸及信仰等带来太大影响与冲击；五代十国至明朝时，相信该教更因遭伊斯兰迫害而沉寂一时，自然没在中国取得甚么发展。直至清朝时，他们才改称为巴斯，跟随著英国人再次踏足中国，寻找发展机遇，并因其商业触角敏锐、精于经营，成为一股不容忽略的商贸与政经力量。他们踏足中土后曾参与不同贸易，但以走私鸦片为最，几乎成为英国全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前锋。本章藉个别突出巴斯商人的例子，集中讨论这个接触过程与发展状况。

早期巴斯人在华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琐罗亚斯德教或巴斯人与中国早有接触。据各种零散的史书记载，早于公元四世纪北魏时代，或最迟五世纪，琐罗亚斯德教已通过“粟特商人”（Sogdian merchants，或称“萨末鞬商人”）， 沿著陆上丝绸之路走到中国，惟他们的东来，主要目的应是开展贸易、赚取财富（陈垣，1980；林悟殊，1995；Nghiem, 2019）。《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没年份）如下一段重要介绍，点出他们的生活与自少便教导孩子如何经商的特点：

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斤者……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毡，饰金杂宝。女子盘髻，蒙黑巾，缀金花。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没年份：没页码）

其中的“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寓意长大后能“甘言，持珤（即宝石）若黏”。他们“善商贾，好利”，长大后“去傍国”，前往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营商发财，很有司马迁笔下那种“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特点。

作为少数民族，巴斯人在清代再次踏足中土，一如过往地并非为了传教，亦非肩负政治任务，而是为了开拓贸易。至于他们来华采取的途径，已非陆上的丝绸之路，而是海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活动地点则在广州，可见广州在中国近现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在讨论巴斯人来华之前，下文先简略介绍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事务的管理制度和特点。

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无论陆上边界和海岸线都十分绵长，管理上有不少困难之处。早在唐代，朝廷已在海港口岸设立市舶司，性质类似今天的海关，专职管理由海路出入口的外商、船舶、货物，以及一切外部事务，包括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工作。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亦基本沿用此制，曾在广州、杭州、温州、明州、宁波及泉州等沿海重要城市设立市舶司，原因自然是当地拥有优良港口，城市发展有一定规模，商业活跃（郑有国，2004）。

明朝时，尽管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世界航运史上具重要意义，但有明一代却因边防及政治因素，实行严厉海禁，既限制国人飘洋出海，亦不太欢迎外商到华，以自给自足为本，设立市舶司的地点亦曾有不少调整。到了清初，虽仍设立市舶司，但同时又严控海疆，厉行海禁，强化对海外事务的管辖。到了乾隆朝，更因应社会及商贸情况，封锁全国对外口岸，取消多个地方的市舶司，独留广州一地，以便于管理，防止出现乱象，亦令朝廷中枢与外商外贸保持较远距离。而统管满清对外贸易或涉外事务的责任，则由设于广州的十三家“牙行”，俗称“行商”统合。

同一时期，欧洲亦发生了前所未见的巨大变化，当中最为突出之处，是大英帝国经历连番内乱与争夺后，开展了工业革命，急须寻找外部市场与原料供应，因此走上发展与对外扩张之路。撇除具侵略性的夺取海外殖民地及奴隶不谈，集合国家核心商业力量创立的东印度公司，获得了专利经营地位，成为大英帝国向“东方世界”拓展的旗舰，负责英国大小直接或间接对外开拓的任务。

可以这样说，在这背景下，英国对华贸易与外交接触的“半官方”机构，由东印度公司负责；中国对外事务，则由同样“半官方”机构的十三行负责，在性质及级别上属“门当户对”。这种被称为“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的安排，自乾隆至（1750年代）道光（1830年代）年间运作了近80年，虽有不少英商和传教士各怀目的，试图敲开中国大门，但遭拒绝后亦没出现大乱子，十三行与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对口单位基本上合作畅顺，彼此相安无事。

书名：《巴斯家族：信仰、营商、生活与文化的别树一帜》
作者：郑宏泰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早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以丝绸和茶叶出口等为大宗，洋货入口则主要是南洋的土特产如香料、棉花及木材等，惟与出口相较，数量实在微不足道，背后原因是中国地大物博，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不假外求。相反，英国本土地小物稀，推行工业化后，一方面需要觅得原料供应，才能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又需要庞大市场以倾销制成品，故才会千里迢迢来到东方，敲开中国大门。为英国人所用的巴斯商人，便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踏中土。

据不同学者的分析，早于1756年，相信是巴斯人的之弘治（Jivanji）家族两兄弟——海尔治（Hirji）及文力治（Maneckji）——踏足广州， 以“散商”或“自由商”的身份（即是不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个体户），开展了巴斯人直接参与在华贸易的风气之先（Dobbin, 1996）。这里带出一些不容忽略的重点：其一，东印度公司的“专利经营”开始出现制度“漏洞”，那些“自由商”虽然财力较弱，却可以更灵活地经营，尤其因没太大包袱，可做一些风险巨大的生意，那便是本小利大的鸦片走私；其二，是巴斯人在相隔千多年后再度到华，自北魏以来两个民族“重新连结”（用今天社会的潮流用语是“reconnect”），大家均可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人面桃花，实在意义重大；其三，是巴斯人前来找生意、寻商机时，明显采取了家族企业组合的“兄弟班”模式。

由于海尔治、文力治两兄弟善于经营，高效合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生意不断壮大，盈利滚滚，这或者是在广州成为中国单一对外门户，东印度公司又垄断经营的环境下，身为“自由商”的他们能够获得开拓空间的核心原因所在。据悉，两兄弟在华贸易的发展甚佳，在高峰期一度拥有七艘货船，揭示生意已有相当规模，可以赚得巨大财富（Karaka, 1884: 57; Palsetia, 2008: 654; Hinnells, 2005: 159）。

两兄弟对自己在广州经营跨国贸易的成功亦毫不掩饰，甚至像很多好炫富的商人般，高调地买田买地、兴建大屋，生活过得奢华挥霍。或许是想进一步夸耀自己的能力和财富，他们后来更起了个令懂英语者一看便知很有钱的姓氏：“现款”（Readymoney），彰显自己财力充沛。不少巴斯人在自订英文姓氏时，经常会直接采用其职业或身份，在中国人眼中，这可能有点太过直白，甚至匪夷所思。不过，在资源匮乏的年代，之弘治家族选择了以“现款”为姓，不但表现出过人的信心，这亦是无数人追求的梦想，就像早年香港人称李嘉诚为“超人”，视之为财神偶像般加以崇拜。

之弘治两兄弟除了姓氏惹人注目外，名字亦有不少特别的地方，可以作为讨论巴斯人姓名时的参考。有学者引述文献，指海尔治（Hirji）的原名应写作Heerjee Jeevanjee Readymondy（译名为“希尔治．治瓦治．瑞迪满力”），即将“Hirji”中的i写为ee，不少巴斯人名拼音都有这个现象，可以理解（郭德焱，2001：116），惟本书则将Readymoney译为“雷迪曼尼”。

海尔治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于是他把大女儿嫁给巴斯另一著名家族——班那治（Banajee）家族——的成员，又收养其外孙之汉格里（Jehargrie，又写作Jeharghrier，另译为折航基尔）为继承人（林准祥，2016：76-77），家族亦改称为之汉格里家族。他们的后人在商界叱咤风云，声名显赫，财雄势大，与吉吉贝家族一样，在印度和孟买极具影响力（Kulke, 1974: 74-75）。他们更于嘉庆年间（1819年前）在广州创立了首家具有现代色彩的银行——广州银行（Bank of Canton），于1819年在当地签发了流通钞票，是中国金融业上的创举，开中国银行金融史之先河（林准祥，2016：74）。

这里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巴斯人投身对华贸易，崛起成为巨富，可以返到“家乡”扬名；至于他们发达后改了一个带有“炫富”色彩的英文姓氏，显然是给懂英文者看的，古吉拉特文未必带有同样意思，背后反映巴斯人已经以英国人马首是瞻。随著英国开拓在华贸易，愈来愈多巴斯人以“英国臣民”身份来到中土寻找商机，挖金发财。因为外表与欧洲人有别，又对东方文化认识较多，他们在中国社会营商时，必然有某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弹性和优势，然而他们与“红毛”同一个鼻孔出气的现实，却滋生了愈来愈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埋下日后鸦片战争的伏线。

继海尔治及文力治之后踏足中土的巴斯人，相信是柏士唐治．卡华士治（Pestonjee Cawasjee，下文称之为卡华士治）。从一些仅有的记录中，我们发现大约在1794年，一家名叫巴伦治洋行（Cowasjee Pallanjee & Co）的公司在广州创立， 东主之一便是卡华士治。洋行初期主要从事丝绸茶叶生意，其后则染指鸦片走私。巴伦治洋行之后改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广昌洋行”，这与当年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易名“怡和洋行”或Butterfield & Swire Co取名“太古洋行”同出一辙，目的除了善颂善祷，让好名字为公司带来更好的生意发展外，相信还有便于华人接纳的考虑（深入内容，参考笔者在《渣甸家族》及《太古家族》两书的相关论述）。

其实，早期在华创立的洋行一般都会入乡随俗，改一个文雅又有寓意的名字，例如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编纂委员会（2001）编写的《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第二卷〈企业〉的“洋行、买办”名录中，可以发现那时巴斯人在华开设的公司，不少名字甚为“地道”，若单看中文名称，实不知其为巴斯人的洋行，计有：顺章洋行（Pestonjee Framjee Cama & Co.）、复源洋行（F.S. & N.M. Langrane）、祥记洋行（Amroodeen Jofferbhoy）、广昌洋行（Cowasjee Pallanjee & Co）、架记洋行（Cassumbhoy Mathabhoy & Co）、广孚洋行（Eduljee Framjee sons & Co）、广兴洋行（Dhurmsey Poojobhoy）、咸亨洋行（Khan Mohammed Aladinbhoy）、顺泰洋行（Framjee Byramjee Mats & Co）、意掌兰洋行（Hubibhoy Edrabein Sons & Co）、广南洋行（P. & D.N.Camajee & Co）、慎生洋行（R. H. Cama & Co）及广顺洋行（Ibrahim Soomar）等。

根据记录，在1851至1950年的一个世纪中，巴斯人在上海开设了20家洋行。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编纂委员会（2001）估算，在咸丰二年（1852年），上海已有洋行41家，其中英商27家，美商5家，法商1家，英属印度巴斯商则有8家，数量比美商还多，可见巴斯人人数虽少，商业力量却不容小觑。

回到卡华士治在华经商的经历。综合各方资料显示，他是巴伦治洋行的创办人之一，于1830至1840年代一直留在中国，经营各类生意。据Vaid（1972: 15）记述，该洋行曾参与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的仪式，并随即把总部由广州转到香港。一年多后的1842年8月，卡华士治突患病，医治无效，不久在澳门去世，亲友将之葬于澳门松山白头马路的巴斯坟场， 墓碑上写有“商人及代理，孟买原居民，于1842年9月18日在澳门离世，享年52岁”等字句，留下巴斯人在华发展的足迹（Smith, 1995: 393）。

巴伦治洋行从1794年在广州创立，到1841年把总部转到香港，再到1842年卡华士治在澳门去世，该洋行在华经营已近半个世纪，其间中英两国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不但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变成“入超”，门户由封闭转为开放，综合国力亦由强国变为弱国，落为西方边陲，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鸦片走私。有分析指出，英国人深明贩卖鸦片的巨利，但因鸦片为满清政府明令禁止，东印度公司又是以半官方身份与中国贸易，因此不想直接参与，以免牵动整个局面，于是转而利用表现忠诚的巴斯人作“前锋”，主力推动（Kulke, 1974: 121），巴斯商人乃因此“喝了头啖汤”，藉在华进行茶叶、丝绸生意之余，渗入鸦片走私，再逐步增加数量。这样不但令中英贸易局面逆转，亦令中国社会及财政出现严重问题，最后牵动国际关系，激发鸦片战争，然后有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香港被迫割让为英国殖民地。

顺作补充的是，卡华士治去世后，其子柏士唐治．卡华士治（Pestonjee Cowasjee）继承父业，洋行取得不错的发展，生意做得更大，而他则于1881年交棒儿子苏立治．段之贝（Sorabjee Dhumjeebhoy），业务仍能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洋行损失很大，领导大权落到一位名为简恩（S.C. Khan）的股东手中，之后再转到薛拿（D.K. Sethna）身上，最后在1950年代没落（Vaid, 1972: 53）。

从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的大历史而言，巴斯人的先辈早在四、五世纪，已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到华，开贸易和互通货物之始，但受地理阻隔及朝代兴替影响，那时的接触似乎只是点到即止，没有进一步发展。相隔千多年后的十八世纪，巴斯人的后代再次踏足中土，这次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背后更有新兴世界霸主英国的强硬后台，不但经营风格上染有不少英国色彩，就连贸易网络与支援上，亦配合英国一心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令巴斯人作为英国开拓东方贸易的前锋形象逐步突显出来。

作者简介｜郑宏泰，现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全球中国研究计划联合召集人、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电话调查研究室总监。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工商管理学士、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的郑宏泰，研究领域为家族文化与企业传承、企业家精神与社会网络、华人社会变迁与继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场变革、社会调查与分析，以及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等。

郑宏泰醉心研究，笔耕不绝，前后出版了38本中英文专书，编辑书籍亦达14本，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近 20 篇学术论文。学术及社会服务上，他担任国际学术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 East Asia 及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廿一世纪》编委会委员，主持《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传承与发展》系列出版，他亦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董事会成员(2019 至今)、行政长官卓越教育奖(2019/2020)评审委员会、教育局课程发展议会通识科委员会(2018 至今)及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历史专责委员会委员（2018至今）。

【本文获三联书店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