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甸家族靠走私鸦片在华立足 鸦片战争后成“远东强大独裁者”
【艺文编按】渣甸山、渣甸街、渣甸坊，香港不少地方均以洋人名命，背后包含著不同的香港故事。郑宏泰博士经过近三十年有关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绩后，决定一改过去很多时只有洋人研究华人家族企业，鲜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情况，决定集中探讨长期以来被华人家族企业视为学习楷模的洋资洋行，及其背后的家族。本文节选自郑宏泰博士的“洋人家族研究系列”著作，《渣甸家族：龙头洋行的特殊发展与传承》第二章，第36-43页。
一提起大冒险家，相信不少人会马上想到欧洲的达伽马（Vasco da Gama）、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或是中国的张骞、法显及郑和等重要历史人物，对他们只身冒险，前往前无古人踏足的地方，探索未知世界，死生难料的事迹甚为敬佩。但其实，冒险家不只是那些胆色过人、扬航出海寻找新大陆，并因取得成功而书写传奇的伟大人物，而是包括各种类别、各种行为，亦不一定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亦包括那些具争议性的不同人物。渣甸与马地臣则属后者的类别，因为选择冒险后他们本人大获其利，但无数中国人却因其冒险行为，包括走私鸦片及挑起鸦片战争等而受尽苦难。
正因两人的冒险行为极富争议，中外社会有关他们的研究和分析亦可谓十分纷纭多样，亦褒贬不一。本文既从冒险家的角度剖析其迅速崛起的因由，过程中的起落跌宕与鸦片走私的巨大利润如何支持其持续冒险；然后会在另一章中从传承接班问题入手，深入说明宗教信仰与文化因素如何决定家族的传承特质和企业的管治弹性，进而思考当中永续发展的问题。
只身东来的发财冒险
在十九世纪，欧洲人以各种方法试图敲开满清闭关大门时，渣甸和马地臣无疑乃不容忽略的极为关键人物，因其一生的不少行为举止，均染有冒险家的种种色彩。他们到底是何许人也？甚么时候及以何种形式东来冒险？在华经历了何种阶段的摸索？又如何给他们找到了撬开中国紧闭大门的亚几米德支点？他们在中国及香港历史上又占了一个甚么地位？
综合各方资料显示，渣甸在1784年生于苏格兰邓弗里斯郡（Dumfriesshire）一个农户家族，父母亲靠租田种地为生，家庭条件一般。渣甸上有二兄（Robert及David）、 三姐（Jane及Margaret，另一姐名字不详），下有一妹（Elizabeth）。 当他九岁时，父亲去世，在兄姐的照料和财政资助下，他的生活没受大影响，并得以继续求学，后来更考入当地著名的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医学院，修读医学文凭。1802年，还未满18岁的他取得文凭后，有感于家乡缺乏发展空间，他决定到伦敦这个机会处处的全球大都会找工作，并到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毛遂自荐，也幸运地一如所愿，获聘为随船医生助手（ship’s surgeon’s mate），随即于同年开始他第一次的冒险之旅，启航往神秘的东方帝国一个商业活跃的都市——广州（Grace, 2014）。
英国东印度公司早于1600年获皇家授予特许状，自此拥有英国对东亚贸易的垄断专营权，是开拓东方世界的旗舰企业（Robins, 2015）。不过，该公司付予雇员的工资并不丰厚，以渣甸的学历，相信有机会找到薪金更优的工作。但他一意向东印度公司谋职，著眼的应该不是眼前的薪酬，而是另有盘算。原来，作为随行船员，可获分配免运费的“私人吨位”（privilege tonnage）运载个人物品，不少人都会利用这些“私人吨位”运载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出售谋利，也可以在出行前把这些“私人吨位”出让他人，直接套取现金。渣甸可能和其他船员一样，看准这份额外的收入，但对他而言，更重要也更具吸引力的，相信是“冒险的前景”（prospects of adventure）——即是东方世界乃寻金发财之地，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Gardner, 1971; Bowen, 2006; Grace, 2014: 32-35）。
放到大历史的角度看，自十六世纪起，欧洲经历了思想及知识上翻天覆地的变革，不少欧洲人对前赴东方寻金冒险都跃跃欲试，整个欧洲社会弥漫一股往外闯的冒险精神。而达伽马、麦哲伦、哥伦布等人在王室或政府支持下进行航海大冒险，为欧洲开拓大量殖民地而名利双收，更令无数人艳羡不已，不少人相信已枕戈待旦，期待有朝一日亦能闯荡他方。至十六、十七世纪以还，科技突飞猛进下的工业革命，令欧洲的生产力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大转变，其中船只载重、航行速度及航海技术不断提升，更为民间及以商业为主导的远航带来巨大的后续推动力。
书名：《渣甸家族：龙头洋行的特殊发展与传承》
作者：郑宏泰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而据Lethbridge（1978）的分析，那些敢于远渡重洋、前赴他方冒险的人士，其实不一定都是社会低下阶层。部份或许是身份不高的青壮年人士，期望放手一搏能换回巨大回报，但也有不少是失意王孙、落难贵族，或自觉怀才不遇的工匠、生意人或读书人，他们都想在海外一展所长，创出一番事业。虽然这些参与远航者的社会背景有别，但都有一些相似特点：孤家寡人、冒险意识高，亦觉得自己在本身社会的发展空间狭窄，外面的世界有更多拚搏机会，而且拥有很高的成就动机，渴望能突破，人生事业能够有所作为，证明自己的才智与能力优于同侪。当然，他们也期望在冒险的过程中能积累财富，买田买地创立事业，以供养家人及安享晚年。而渣甸决意投身东印度公司，无疑也具有这种想建功立业的心态。
1802年3月初，渣甸首次出航的商船Brunswick号在伦敦开出，受航海科技所限，加上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由英国至南中国（广州）行程需时约五至六个月，故渣甸抵达中国澳门时已是同年的9月4日。由于当时中国政府限定洋人洋商以澳门为指定居住地，令这个由葡萄牙人管治的弹丸之地成为华洋生活聚集的地方，也是联结欧洲与中国的主要管道。渣甸所属的商船亦按规定先于半岛登陆，在那里稍作停留补给、办理赴华手续，于三天后转赴广州，渣甸那时才算正式踏足中华大地（Grace, 2014）。
远洋轮船到华后，商队一般会透过十三行采购各种丝绸、茶叶、陶瓷等计划运回欧洲销售的中国货品， 也要筹备远航回程时各种生活必需品，然后依物品的种类及轻重性质搬装上船，这段采购及装船的时间可以长达三数个月。渣甸在公余时都会四出活动，增加对这个神秘古国民风民情的认识，又会观察商贸情况，盘算各类货品的市场销量。此外，他也积极拓展自己的人脉，主动接触华洋商贾，期间他便结织了汤马士．威丁（Thomas Weeding） 及查理斯．麦尼克（Charles Magniac） 等人。
完成第一次东方行程返抵英国后，Brunswick号的船医决定退休，并推荐本来只是助手的渣甸担正出任船医（Grace, 2014: 45）。结果，渣甸第二次出航便升职为正式船医，不但令他权力大增，工资上扬，更重要的是获分配的“私人吨位”也大幅增加，他可以携带更多货品出售，更快赚取从商的资本。在这次行程中，渣甸结识了年龄较他大一岁的巴斯商人吉吉贝（Jamselijee Jejeebhoy），由于二人同样抱著前往东方冒险找机会的心态，彼此一见如故，甚为投契，日后成为了生意伙伴（Grace, 2014: 50）。
为了积累更多资本，渣甸马不停蹄地往返中英两国之间。有研究指在1802到1817年他弃医从商的15年间，他曾为东印度公司六次踏足广州（刘诗平，2010：26）。 虽说旅途艰苦又漫长，更常遇波浪风雨，但渣甸不但从中赚得从商的本金，更重要的，是在与不同人物及环境的接触与观察中，认识到生意门路、经营技巧，也结识了不少有助他事业发展的朋友，这些人脉关系资本对他日后从商助益很大。
粗略地说，在那15年的随船行医过程中，渣甸除结识了前文提及弃医经商的汤马士．威丁，以及吉吉贝、查理斯．麦尼克等人外，还认识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约翰．索希尔（John Thornhill），又经查理斯．麦尼克引荐，结交了从事输华鸦片生意的大卫．雷德（David Reid）及丹尼尔．比尔（Daniel Beale）等。多次往来广州的渣甸，显然看出鸦片贸易的潜力，相信这项生意能为他带来巨富，故他虽身为医生，仍昧著良心，无视鸦片对人的损害，决定全情投入贩卖鸦片。
至1817年，渣甸33岁时决定放弃船医的工作，自行创业。令他毅然放弃东印度公司这棵大树，是因为自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地位被终结后，公司生意迅速走下坡，不少“散商”或“自由商”——即是那些不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小商号、个体户——纷纷乘势而起。而渣甸有丰富的远航经历，多次亲身接触中国的市场，掌握了营商知识与人脉关系，又积累了一定资本，显然亦觉得这是突围的好机会，希望凭借自己更灵活多变的商业手法取胜。而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了新一阶段的冒险之旅。
就在渣甸筹划思考创业之时，他的最主要商业伙伴马地臣也开始加入了远赴东方冒险寻金的大军。马地臣于1796年在苏格兰修打兰郡（Sutherlandshire）出生，有兄弟各一（Thomas及Duncan）及姐妹三人（Margaret、Elizabeth及Johanna）。马地臣除较渣甸年轻12岁外，家族背景也较佳，他的父亲乃皇家兵团的团长，虽在马地臣14岁时去世，不过留下充裕财产让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之后，马地臣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并在1815年19岁时取得医学学位。
与渣甸一样，马地臣毕业后旋即离乡到伦敦寻找发展机会，并于同年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合约，成为一名自由商，随商船远赴东方，展开他的寻金之旅。当轮船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后，马地臣联络上在当地工作的叔父，得悉叔父是麦景陶洋行（Mackintosh & Co）的合伙人，而且愿意推荐他加入那家洋行。虽然麦景陶洋行的实力远不如东印度公司，但马地臣相信在叔父庇荫下，他能在新公司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及空间让他发挥，最终决定离开东印度公司，加入了麦景陶洋行（Blake, 2004: 58）。
不过，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但马地臣在洋行的发展却没如他所愿一帆风顺。在1818年，据说他因犯错遭叔父重责，将他辞退并命他返乡。心灰意冷的马地臣原本打算依叔父所言返回伦敦，放弃他的东方寻金梦。但在友人鼓励下，他决定再次放手一搏，不过这次不再依靠别人，而是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于是他离开印度转赴广州，打算在这个东方大国继续他的冒险之旅。而他与渣甸也在此地结识，并合伙打拚出一番事业（Lubbock, 1964: 32）。
渣甸和马地臣有著相近的背景，如他们都生于苏格兰、父亲早丧，同样在爱丁堡大学修读医学，而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社经地位，一个来自农民家庭，一个是中上阶层。但二人却怀抱著相同的梦想，想在东方扬名立万，才会一毕业即离乡跑到伦敦，加入东印度公司到东方发展。由此看来，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特别是北部的苏格兰地区，无论贫富，年轻人似乎都有一股往外闯的冒险精神，而东方世界则成为他们理想的寻金发财之地。他们当中部份或许铩羽而归甚至客死异乡，也有少数如渣甸和马地臣般，在东方世界赚到盆满钵满，成为一时巨富。惟出发前他们一定想像不到，他们的寻金梦会给东方世界带来多大的冲击，甚至改变了亚洲历史的进程。
作者简介｜郑宏泰，现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全球中国研究计划联合召集人、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电话调查研究室总监。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工商管理学士、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的郑宏泰，研究领域为家族文化与企业传承、企业家精神与社会网络、华人社会变迁与继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场变革、社会调查与分析，以及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等。
郑宏泰醉心研究，笔耕不绝，前后出版了38本中英文专书，编辑书籍亦达14本，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近 20 篇学术论文。学术及社会服务上，他担任国际学术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 East Asia 及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廿一世纪》编委会委员，主持《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传承与发展》系列出版，他亦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董事会成员(2019 至今)、行政长官卓越教育奖(2019/2020)评审委员会、教育局课程发展议会通识科委员会(2018 至今)及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历史专责委员会委员（2018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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