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后《诗经》古史问题讨论　胡适曾以社会学角度阐释诗？

【艺文编按】《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自汉朝其被奉为经典。本文摘取自《何定生著作集一：诗经、孔学及其他》的〈《诗经》的复始问题〉一章，著重讨论《诗经》研究的新方向。本书作者何定生是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早年即已有文章收录于《古史辨》中。何定生的学问主要表现在《诗经》，强调复古解放的精神，他呼吁今日的《诗经》研究，应从清学的汉学壁垒中出来，以复于原始的乐歌地位。他认为惟有站在《仪礼》的乐歌地位来读《诗经》，从人性接触人性，才有碰到诗人灵感的可能。

《诗经》在春秋以前，原只是典礼上的乐章，用途始终离不了礼乐，这是可征之于《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国语》而若合符节的（尽管《三礼》是后出之书）。故就礼乐的观点看来，《诗经》可分为两大类：（一）正歌正乐，即典礼上主要的节次（如祭祀 和飨礼）之所歌。（二）散歌散乐，如燕饮时的，“无算乐”，或“房中乐”，蒙瞍常乐，或国子之所弦歌。前者是专为典礼制作的乐章， 内容与礼仪相表里；后者是采录入乐的诗歌，与仪节原无直接关系。 这类诗歌的来源有二：（1）出于诗人吟咏之作。（2）民间歌谣。这是 《诗经》的原始分类。从这个分类，可以解释三百篇中为什么有那么 多无关礼节的诗篇（可相当于汉人所谓《变诗》）的原因—尤其所谓“淫诗”的问题—因为这不过是“无算乐”一类的散歌散乐，既不关仪节，但取娱宾，如今日的余兴节目一样，自不能用礼仪的尺度来加以衡量：这是散歌散乐的用途，也是诗人吟咏和民间歌谣所以能 采录入乐的理由。周乐亡后，乐章失其凭借，汉人对于原来用于“无算乐”的诗篇，既无法获得义理上的根据，乃不得不用所谓“正、 变”的曲说，来虚衍诗文，以附会其“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思想系统（其实这个思想体系也是汉人所创造），而三百篇的真面目大半被掩埋了。这是《诗经》发生问题的基因。

宋、清学人，对于汉人的说法，虽曾有过若干澄清工作，如郑樵、朱子之于《诗序》，朱子之 于《诗》世次和“淫诗”，程大昌之于《国风》、《二南》，姚际恒、崔述之于《诗》本事，魏源、马瑞辰之于《诗》乐关系等；但一涉及义理（事实上亦无不涉及义理者）问题，即又摆脱不了汉儒思想的阴霾。故二千年来，尽管文字、训诂之学由《尔雅》、《说文》发展到戴、段、二王，而其有助于三百篇之本始解释者仍不多；而朱子说 《诗》之通达近情，马瑞辰、魏源论乐之亲切得间，姚际恒，方玉润之欲超越汉、宋门户，乃至最突出如崔述谨严物观之近于科学精神， 但这些成绩的综合意义之与汉人的固蔽间，也不过五十步之与百步而已。换言之，二千年来《诗经》学的流变，无论宋人如何优于汉人、 清人又如何优于宋人（胡适说），但在基本观念上他们实在是一鼻孔出气的，都是埋没《诗经》的原始面目的。故吾人今日而果欲寻求三百篇的本真，第一步工作，终非从汉、宋、清学，乃至战国之儒如 孟、荀、〈学〉、〈庸〉之学解放出来，以复于春秋以前之古不可！盖三百篇必须回到春秋以前之古而后可觇其本始地位—例如礼乐上的 原始用法—，而诗人之意，乃可从原始的解释得解放。这是我们研究《诗经》最终的目标，也就是在文字、声音、训诂、名物、制度、 故实等问题之外所必须寻求的解答。

书名：何定生著作集一:诗经、孔学及其他
作者：何定生原著 车行健主编、整理
出版社：万卷楼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民国初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从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十余年间，曾经掀起过一阵关于《诗经》问题的讨论热潮，那正是一个朝著复古解放方向走的运动。这个热流，原为古史问题所引起，而古史问题之产生，则完全由于辨伪工作发其端，说也有趣，事情似乎纯然出于偶然。

事实是这样的：当民九年的冬天，胡适在养病中写信给顾颉刚询问有关姚际恒《九经通论》版本事。顾氏是胡氏在北大时的学生，精于目录、版本之学，因此胡氏拿这事来问他。胡氏并且叫他将姚氏的 《古今伪书考》标点印行。此书顾氏在民三年就已用过功，并曾做了 一篇〈跋〉，那时他还是北大本科一年生，胡氏还未归国呢。为了标点伪书，顾氏又把计划扩大为《辨伪丛刊》，因此又由姚际恒转到了 崔东壁遗书的搜求，这是胡顾师弟民九民十年间主要的工作。这时又 加入了一位北大教授的钱玄同。接著，顾氏又著手于郑樵《诗辨妄》的辑佚工作，他从《浃漈遗稿》和《莆田县志》中钩稽了好些资料， 将《宋史》三百余字的郑樵本传的内容扩展到万字上下，把《诗辨妄》和郑樵的《诗》学和《六经奥论》中的《诗经》，都从《通志》 和《遗稿》中辑了出来，工作至此事实上已进入了《诗经》问题的本 身。顾氏又因为过去曾因病中研究歌谣和吴歌以为消遣，发见歌谣与 《诗经》的乐歌关系，以故对于《诗经》的看法有了新的观念。

到了民十二年，顾氏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历史课本，因《小说月报》编辑郑振铎的要求，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其〈诗经的厄运与幸运〉的长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关《诗经》问题第一篇 最具爆炸性的文字。这篇文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三个月号， 写了二万几千字，从春秋时期写到了孟子就停了下来，后来也没有再 接下去，所以到了编入《古史辨》的时候，才又改署了“诗经在春秋 战国间的地位”的今题。虽然如此，但这二万多字的文章，在实质上也就已经提供了攻击汉人的《诗经》学一个全面性的战略了。 不用说，这是作者以一个现代历史学者的态度和方法来写的文章， 所以此文的发表，使大家的意识为之一新。于是对于诗文的再估价很 自然的便成为一时的新风气，例如《国风》中若干诗篇像〈野有死麕〉、〈硕人〉、〈静女〉、〈褰裳〉、〈鸡鸣〉、〈卷耳〉、〈小星〉、〈行露〉、 〈谷风〉、〈柏舟〉等的讨论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事。其中尤以〈静女〉一诗的讨论最为突出：为了诗中的“彤管”和“荑”的关系，董 作宾氏还作了一个“茅的家谱”来证明其必为一物。为了这首短短的 三章十二行诗，讨论竟达两万字上下，也足见大家趣味之浓了。 这个时期，对于《诗经》问题作一般提出的还有胡适氏的〈谈谈 诗经〉一文。此文原是民十四年九月氏在武昌大学的演讲纪录，长约 四千余字，曾刊登于《晨报》的“艺林旬刊”上。六年后—即民国 二十年九月，又由胡氏修改过，收入《古史辨》第三册。

胡文的重点是：（一）谓《诗经》没有楚风，《二南》就是楚风。 （二）谓二千年来的《诗经》研究，一代比一代高明。（三）用社会学的观念释《诗》。（四）强调文法观念。他将辛亥年在美国用文言写 的〈三百篇言字解〉的“言”字重新在这里提出来，又提出个“于” 字和“维”字来作文法研究的例证。至于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说 《诗》，如引《老残游记》来证明《召南》〈小星〉之篇是描写妓女生活，却招来北大某教授的反响。平心而论，前人把〈小星〉一诗牵引 到女人身上去，已附会得可笑，何况说是妓女？胡氏显然仍摆脱不了 郑玄的影响（诸妾抱衾帐进御于君），想替郑玄找个合理的解释，所 以才有此失。但姚际恒就直斥郑为“邪说”，真不愧为姚际恒！胡氏 是很推崇姚氏的人，却仍不免把姚氏的意见轻轻放过，可见单凭一个 新观念来说《诗》仍然是不够。

论到《诗经》的成书问题的，有顾氏的〈诗经的辑集〉和张寿林的〈诗经是不是孔子所删定的〉二篇。专论《商颂》的有俞平伯的 〈论商颂年代〉；说《二南》的有陈槃的〈周南召南与文王之化〉。张文和俞文，都是旧事重提，无甚新的见解；顾文证据薄弱，惟陈文较 近事实。

关于《诗序》的问题有郑振铎的〈读毛序〉一文，不用说这是一 篇专为攻击《诗序》而作的文章。此文在观点上自然是与顾氏的反汉人态度一致的，其中有一部份材料还是顾先生所供给，可惜文笔软弱，论证常不能切中肯綮，虽文长不下万言，还远不如顾先生的〈毛 诗序之背景与旨趣〉一文（不过千言）的精警切要。

论《诗》专著引起讨论的，有顾氏的〈重刻诗疑序〉和何定生的 〈关于诗经通论〉二文。顾文对于王柏的价值，虽有意加以渲染，但 若仅就其黜“淫诗”一事而论，则也不过朱子之绪余，无甚新意，所 不同者，朱子存“淫诗”，而王柏则欲放之而已。故《诗疑》一书若果真有价值，仍当在其读《诗》的态度和方法上；顾文对于此点，颇 有详尽的发挥；又对于王柏的功罪，也有持平之论。

何定生的〈关于诗经通论〉一文，乃属急就之作。那时他在国立中山大学一年级，是顾氏的学生。在当时的读《诗》风气下，顾氏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介绍给他（此书是因胡、顾二氏的提倡才被注 意的），还叫他写批评，结果便是这篇文了。此文专就姚氏的反朱及 辨伪的独特精神作重点的提出，但发挥仍嫌不够。其论朱晦庵之反 《序》原委反占颇重篇幅，不无喧宾夺主之嫌。又论姚氏见解不比朱 晦庵高明处，所引例证，亦嫌不足。

歌谣与《诗经》的关系，也是此次讨论中一重要的主题。主要论 、文有顾先生的〈从诗经整理出歌谣的意见〉和〈论诗经所录全为乐 歌〉二文。前者大意可分两点：（一）风、雅、颂之分在声音而不在 意义。（二）《诗经》里面的歌谣，都已成了乐章，不是歌谣的本相， 其往复重踏处乃乐工所申述。这文发表后，因为有魏建功的〈歌谣 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一文持相反意见，顾氏为答复魏文，兼论程大昌、顾炎武谓《诗经》中有部份为徒歌之说，才写了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那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该文讨论歌谣部 分，都是以后世的歌谣形式来证《诗经》，所以证验价值不高。其用 《左传》、《国语》所载的徒歌形式来反证《诗经》之为乐歌，及从 《诗经》的形式来判断其成为乐歌的痕迹二点，也只有部份的理由， 而且还有解释上的问题，所以论据并不强固。至于末段反驳程大昌、顾炎武的地方，颇多精到见解；惟其论歌诵之分，仍有问题。

魏建功的〈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一文，乃针对 顾文的“《诗经》中的歌谣皆为已成乐章的歌谣”一点而发。其主要 观念是：歌谣的重奏复沓，是诗人内心的要求，非他人所能强为申 述，并引用《鄘》〈柏舟〉、〈墙茨〉、〈桑中〉、〈鹊巢〉、〈甘棠〉等诗，以证其复沓处都是有意义的变化，并非纯在声音。案：此问题尚 有曲折，另详正文案语中，兹不复赘。

魏文之外，又有张天庐的〈古代的歌谣与舞蹈〉一篇，也是为批评顾文而发。它的主要观念是：歌谣的回环复沓与舞蹈的节奏有关， 《诗经》中复沓的篇章，皆有其情绪上的要求，非职业乐工所能舖 张，且《诗经》时代乐器简陋，音乐幼稚，乐工无制谱可能云。

诗的起兴也是一个相当被注意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有： 顾颉刚的〈起兴〉，朱自清的〈关于兴诗的意见〉、刘大白的〈六义〉、何定生的〈关于诗的起兴〉等篇，总篇幅不下万言。顾文完全 主郑樵“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的见解，说起兴就是借声起句。朱自 清则以为“从当前习见事物指指点点地说起，便是起兴”。刘大白的 说法近于朱自清，何定生也渊源于郑樵，却说得更简单了。

上文所引述的十八个论题，即民国二十年代前后那个《诗经》复古解放问题的主要论点。这个讨论，虽时间推移十余年，空间从上海延伸到北平、广州等地的二十余种志刊，包括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的研究刊物，统计大小论文五十余篇，总篇幅不下三十万字；但事实上只是古史问题的一个流波，所以除了顾先生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和〈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那两篇长文具有全面性的重要意义外，其余便大都是支节或个案的讨论。即如顾文从典礼上乐歌应用 的观点来寻求《诗》乐的原始关系，而对于（一）《变诗》入乐的原 因，和（二）郑玄对于“无算乐”的说法，都没有积极的论述，可见 它还没有抓住重点，故对于整个问题的解释，终不免仍有扞格的地 方。顾文如此，其余自更无论。不过话说回来，在五四的黎明运动中，本论集到底不失其为先驱者的意义和价值，足以提供《诗经》研究一个新方向的实例。

本编是根据《古史辨》的材料来作“文摘”式的辑录，并略仿方东树《汉学商兑》之例，引述各文，并加以批评。文摘专取重点，删 削繁冗，却尽可能保留原文。批评则采取案语方式。各篇正文皆依常 式，案语及附注则低二格。至于各文编次，大约分属下列各类：

（一）一般综合问题。（二）《诗序》问题。（三）专书讨论。（四）歌谣问题。（五）起兴问题。（六）《诗》解举例。上列各类，虽不尽依 《古史辨》次序排列，但也无法按照文字内容作有系统的安排，因为 一篇文中往往所牵涉的不止一个问题，而文字又无法分割，虽分类也 就没有清楚的界限了。

五五、四、十七、在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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