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皇台站｜清遗民倡宋帝南来香港传说 冀港英殖民地建构中原连结
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港铁屯马线全面通车，其中宋皇台站正式启用，引来一翻热议。读过小学常识科或初中中史科的市民都会知道，在九龙城有一个小公园，公园正前方有一巨大方形石块，中间写着“宋王台”三个大字，而右方旁边写“清嘉庆丁卯（1807年）重修”七字。为何石刻上写的是“王”而如今却称“皇”呢？
文：陈仁启
如果大家有兴趣弄明白，可以到该公园一游，做一点小考察便会清楚。在公园正门入口处，会看到两块写有碑文的石碑，左边写的是英文，右边是中文，内容一样。撰文的是本港已故著名史学家简又文（1896-1978），碑文题曰《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文中清楚写着：“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寔沿元修《宋史》之谬，于本纪附‘二王’致误。今名是园曰‘宋皇台公园’，园前大道曰‘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也。”这便很清楚了。
传说南下香港皇帝非宋帝昺
其实简又文的说法是根据逊清遗老陈伯陶太史的考证。《新安县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版）载：“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盘石，方平数丈。昔帝昺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陈伯陶考证诸史，撰《九龙宋王台麓新筑石垣记》、《宋皇台怀古（并序）》等文，指出宋端宗帝昰于福州即位，建元景炎。在元军的追迫下，于景炎二年（1277年）逃至官富埸（今九龙），在此停留约六个月，“宋王台”便是帝昰建立行宫的地方。陈又指出，“至元十五年（1278）四月，端宗崩于𥐻州（自注：即今大屿山），帝昺立。六月迁厓山，不再至兹地。然则台乃端宗驻跸之所，非帝昺也。”可见《新安县志》：“昔帝昺驻跸于此”的说法不正确。陈又认为“石刻旧称‘宋王’”是元人官修史书《宋史．二王纪》之误，宋端宗实为皇帝，“兹正之曰‘宋皇’”。
陈伯陶（1855-1930），字子砺，晚号九龙真逸，广东东莞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以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曾入直南书房，1906年赴日本考察学务，官至署江宁提学使并两署江陵布政使。“辛亥革命”（1911年）后，因不认同革命及民国政府，矢志不仕，避居香港九龙城，建“瓜卢”隐居，并谮心著述。对南宋末年帝昰、帝昺逃至宋皇台的史实多所论述。他时常邀请其他旅港逊清遗民游览宋皇台，并多诗词唱和，以抒发亡国黍离之悲。
1916年岁次丙辰，农历九月十七日，陈伯陶邀集旅港广东遗民张学华、赖际熙、汪兆镛、苏泽东等十余人到宋皇台祭祀宋末东莞遗民赵秋晓生日。各人吟咏诗词，多所唱和。其后又邀约粤港两地其他遗民互相凭吊宋末史迹，缅怀清室。得诗、词百多篇，由苏泽东编辑诗文集曰《宋台秋唱》。为宋皇台遗址再增添了一层遗民的文化色彩。罗香林称此为香港文学之第三期，视其为隐逸派人士之怀古作品，并指出此集使“香港中国文学之怀古诗篇，遂跻于高峰矣。”
查陈伯陶对宋皇台的史迹多所建构。《宋台秋唱》分上中下三卷，中卷共26篇（组），以陈伯陶所发掘有关宋皇台、九龙城的宋末史迹为主要题材，而各人加以吟咏。简又文在碑记中多承袭陈说：“其北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并及之以备考证。”在此，则九龙城除了有宋帝昰、帝昺的行宫遗址外，更加添了晋国公主墓、帝昰国舅杨亮节庙、帝昰御座交椅石，还有碑记中没有提及的二王殿村等。
洋人首将宋王台连系宋末史
查九龙寨城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65年），城中驻有九龙巡检司及官职更大的大鹏协副将。如果九龙城一带有如此丰富的宋末遗迹，他们没有可能留意不到。当时官员到侯王庙祭祀，也似是入乡随俗，以“酬谢神恩”，并没有牵涉有具体的宋末史实。为何要待民国之后，才由遗民陈伯陶一一考证出来，并言之凿凿呢？
钟宝贤于《九龙城．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一文中考证，首先将宋末史事与九龙宋王台联系起来的是德国人欧德理（E.J.Eitel） 所著的《欧洲在中国：从开始至一八八二年的香港历史》（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他大抵依据在担任《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的编缉时，阅读过一些洋人的相关著作而提出。其后何启依欧德理的说法为据，在立法局提出“宋王台保留法案”（Sung Wang Toi Reservation Ordince），建议英殖民政府立法保护遗迹，法案获得通过。
那些洋人著作的论述涉及今已佚的明人张诩所编的《厓山志》，此书记载二帝事迹甚备。饶宗颐考证今存明弘治刊《厓山集》残帙，可能即是此书，后又有明万历黄淳重修《厓山新志》五卷，对张《志》又有增改。饶宗颐比较《宋史》、《元经世大典》、《填海录》、《二王本末》、《厓山集》五种史料所记二帝行踪，发现《厓山志》一系的记载“具见辗转钞袭，致多讹误”、“知《厓山集》非第一手资料，非尽可信。”而陈伯陶《东莞志》所引《厓山志》证二帝逃亡路线，也多有“纰缪叠出”。
另外，饶宗颐针对陈伯陶指侯王庙即为纪念帝昰国舅杨亮节的说法，撰《杨太后家世与九龙杨侯王庙》一文，指出“周密（编按：宋末元初文人）明记亮节与陆秀夫同死厓山之役，自非道死九龙。”又引庙中道光二年（1822年）碑文，指出宋时已有此庙。他引屈大均撰《番禺沙亭侯王庙碑》言：“广之州，多有侯王庙，盖祀秦将军任嚣。”而且九龙、新界、大屿山等地皆有侯王庙，不独九龙城才有。饶宗頣也针对陈伯陶指帝昰驾崩、帝昺登极之地𥐻州为大屿山的说法，指出应在化州，而不在大屿山。
香港地利助清遗民推广文化论述
陈伯陶所论九龙城宋末史迹多有不实之处，但无碍其所欲发挥的作用。“辛亥革命”后，清朝覆亡，一些矢志效忠朝廷，不食民国之粟的士人，仿效伯夷、叔齐，以遗民自居，或居洋人控制的租界，例如上海、天津等地；或隐没于鄕间。出身广东的遗民比较幸运。由于地近香港，此处故为华人聚居之地，又为民国权力之外。他们可以既不仕民国，又能有所发挥。例如创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学海书楼等。但岭南向为蛮荒之地，香港更是边垂外的边垂，此时更由英国殖民管治。遗民们有必要为此地建立与中原文化有所连结的论述。高嘉谦《刻在石上的遗民史：〈宋台秋唱〉与香港遗民地景》一文指出，通过陈伯陶对宋皇台、九龙宋末史迹的论述，再加上遗民们通过诗词互相唱和，并最终结集成为《宋台秋唱》，使“香港不再是传统避地，而是延续中原政治道统的一个南方坐标。”而“民初时刻在中国现代语境内发生的民族主义、民族象征，也因为南来遗民在殖民地的身份和认同疑义，改写了他们的地方感。殖民‘避地’需要民族象征，宋史遗迹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
兴建港铁宋皇台站时发现了大量的宋元古迹，例如古井、陶瓷、瓦片、钱币等。其中有“宋元通宝”钱币，始铸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可断定九龙一带地区早于宋末之前已有人定居，甚至已成村落。陈伯陶撰《宋行宫遗瓦歌并序》中称宋皇台东面有“二王殿村”，是宋末景炎行宫旧址。农民在耕作时“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坚如石。”此古瓦是否行宫之瓦不得而知，但市民如今的确可以在港铁站的展览柜中看到这些“遗瓦”。
（文章标题由编辑撰写，原题：宋皇台与遗民情怀。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作者简介︱陈仁启，教育工作者、报刊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