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植根于城市命运的呼愁｜开卷乐

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2006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评价他“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全新象征”。他所著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正是书写这座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城市，如何循着不可退的航道，与它的子民遁入忧愁的无尽迷雾。
文：香港电台开卷乐｜原题：《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下）：植根于城市命运的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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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之眼

帕慕克在书中频频提及“西方眼光”。18世纪末，浪漫主义席卷欧洲，文化界卷起了一股窥探、幻想东方（以近东、中东为主）文明的风潮。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东方成为西方人的猎奇对象，文学及艺术方面都充满情色、肉欲的刻画，暗示东方文明是诱惑的、可征服的、原始的。

其中又以法国艺术家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与尚—李奥‧杰洛姆（Jean-Léon Gérôme）的东方幻想最为人所知。杰洛姆的《布尔萨大浴场》（The Great Bath of Bursa, 1885）和《后宫水池》（Pool in a Harem, 1876）描绘了土耳其宫殿的欲望流动。后宫的妖魅、丰硕的财富等等……这些璀璨的片面印象，编织了西方人对土耳其长久以来的刻板诠释。帕慕克反对这种“东方主义”，在行文间流露着对西方眼光的控诉。

黑白色调

有别于走马观花、寻找土耳其表象的旅客，帕慕克所见的，是这个国家真实无比的一面。从小，他眼中的城市建筑是灰调、黯淡的，一列列民房颓败残破，渗出朽木的霉味。他以“黑白影像”来理解伊斯坦布尔的灵魂：

“观看黑白影像的城市，即透过晦暗的历史观看它：古色古香的外貌，对全世界来说不再重要。即使最伟大的鄂图曼建筑也带有某种简单的朴素，表明帝国终结的忧伤，痛苦地面对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面对不治之症般必须忍受的老式穷困。”

昔日多么强盛，便映衬出如今多么落泊。土耳其在近代战争屡次失利，并曾割让土地予俄罗斯帝国、签署伦敦海峡公约，继而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曾经那些胜利号角、宴席乐声，琉璃锦绣……如今已不复再。在穷困中止滞的人民，只得在万籁俱寂的黑夜中，寻找“失落的繁华梦”。

呼愁袅袅

呼愁（huzn）一词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里涌过世的那年，被称为“忧伤之年”（Senetulhuzn）。呼愁初指失落和痛心。帕慕克从土耳其的语境中，再提炼出“呼愁”三种含意：第一种是属于宗教的，当人对世俗享乐和物质投入过多时，“呼愁”便油然而生。苏菲神秘主义则认为，“呼愁”是由于不够靠近真主阿拉而产生的精神苦闷，宗教为“呼愁”奠定了一层传统的基底。

第二种是普世性的忧伤，又唤作“黑色激情”的忧伤。它的词源出自古希腊的体液学说，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不平衡会引致疾病。忧郁被认为是体内的黑胆汁过多引致，此处的“愁”是一种情绪和人格特质，这种忧伤是属于个人的。

然而，帕慕克真正想说的是第三种——民族宿命上的忧伤，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帕慕克洋洋洒洒，写下了一大片伊斯坦布尔的日常风光：

“每逢假日清真寺的尖塔之间以灯光拼出的神圣讯息，灯泡烧坏之处缺了字母；贴满脏破海报的墙壁……在街头尝试把一包面纸卖给每个过路人的小孩；无人理睬的钟塔；孩子们读起鄂图曼帝国丰功伟业的历史课本，以及这些孩子在家里挨打……”

“呼愁”无孔不入，处处渗透进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中，帕慕克写道：“伊斯坦布尔人只是在废墟间继续过他们的生活……这些废墟提醒人们眼前贫穷杂乱的城市别想再创相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高峰。”

生于斯，长于斯。土耳其人的忧愁是如接受天命般，默默接受城市的面貌和命运，垂首在一个时代巨轮的转动下。

（本文原刊于报章专栏《开卷乐》，此为加长版，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