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泽直树|无人知即无错 日本人下跪谢罪背后的“耻感文化”

撰文: 赖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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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播的《半泽直树2》,因涉及职场伦理和常见的办工室生态,让观众看得身同感受,剧集备受追棒。而每次故事去到曾凌辱主角的反派因为丑闻曝光,而屈辱下跪一刻﹐,大家都拍案叫好。当然,大家拍手称庆之际,除因善恶有报外,某程度上也投射了大家对职场上的鬰结与不平。但香港的读者有否想过,剧集中的下跪行为,我们华人可能觉得没面子,匪夷所思,但在日本电视剧中却是屡见不鲜?对此现像,日本文化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及的“耻感文化”,或可解释这现象。

“耻感文化”并非日本自身论述产物,而是源自美国人类学家 Ruth Benedict(本‧尼迪克)的名著《菊与刀》,虽然这本书的研究观点至今仍广受批评充满西方人对日本文化的偏见,但无可否认它是研究日本文化必看入门作品。

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政府对日本敢于突袭珍珠港感到费解,因而委托学者 Ruth Benedict 研究日本民族性。1923年 Benedict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在该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她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之后,就以旅居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对象,考究日本文化模式写成了《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 the Sword)一书。

日本人很极力避免对身边人造成麻烦,我们见到他们在公车上默不作声,谈话也是细声细语,在路上谨小慎微而行。(Getty)

由集体规范自身价值

《菊与刀》成书于1946年,是从文化层面上比较日本人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以这角度来论述日本民族性。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作者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矛盾性格和文化上的双重性: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Benedict 在书中提出了日本“耻感文化”和西方“罪感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指出“与其说他们(即指日本人)重视罪,毋宁说他们更重视耻⋯⋯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简单说,西方文化所属“罪感文化”是一种内省型文化,在基督教文明下人天生背负原罪,于是要提倡建立道德绝对标准,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有罪,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批判。

Ruth Benedict《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 the Sword)(Meridian)

而日本的“耻感文化”,则指人们的善行依靠外部力量推动,衍生出人的价值来自集体规范。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只要恶行没被别人发现,就不会感到耻辱,也就没有必要坦白面对恶行。比起命定的罪孽,日本人价值判断更多地来源于外部。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需要有外人在场,只要不良行为没有在公开场合暴露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是自寻烦恼。

因此,日本人很极力避免对身边人造成麻烦,我们见到他们在公车上默不作声,谈话也是细声细语,在路上谨小慎微而行,因为若自身行为造成他人麻烦,给人讥笑排斥,便会令自己感到羞耻。但另一方面,所作恶行只要不见于阳光底下,没人知道,没给所属群体带来麻烦便不会自觉愧疚。因此在日本经常发生政客名人因丑闻曝光挂冠而去的新闻,更甚者即使不是直接参与其事,但只要是自己管辖事务,因对他人造成麻烦,给人质疑自己管理能力,亦同样会为事件道歉,甚至下台。

“无赖派”寻回自身内在价值

然而,日本文化界并不是没有人对这种植根于传统,只顾及别人眼光,而忽视对自身道德需求的耻感文化作出批判。二战后在文艺界昙花一现的“无赖派”文学,便尝试唤醒和魂深处的个人价值,虽然只是文坛灵光一现的尝试,但却大大冲击“耻感文化”,激发人们反思内在自我价值。

太宰治: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

“无赖派”是二战后一群反世俗、反权威,反道德的作家总称,他们没有严密文艺团体,没有统一专门杂志和机关刊物,但作品均以颓废“无赖”姿态为创作主题,这名称最早是由小说《人间失格》作者太宰治于二战结束后提出。在介绍这一派时,我们先以这派代表人物之一坂口安吾的小说合集《退步主义者》,当中名为《水鸟亭》的故事作引子,让大家了解“无赖派”追求的是怎么。

故事主角亮作,是一个努力半辈子追求中学教师资格证的人,这种追求在青年时期看来很上进,到了中年却是愚蠢可笑,不务实。亮作认为人总应该有梦想,没有梦想就活不下去,所以他孜孜不倦的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却忽略了教学,被学校开除。他最大的资产是拥有几千本书,这些书代表著他的努力、他的追求、他的希望。他舍不得给妻子买一件衣服,却舍得花钱买书,所以妻子和女儿都看不起他。

但讽刺的是,一场空袭把他的家和几千本书都烧为灰烬,他终于明白,自己追求半生的梦想真如泡影,在现实中不堪一击。当生存受到威胁时候,如果还固执的抱著梦想过活,不会变通,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真正一无是处的人。此后,亮作切切实实到外面去打工,几年间积累了一笔钱,买到了别墅和田地,成为了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别墅主人。放弃不切实际的希望,过著颓废生活的他,反而过上了梦想的生活。

“无赖派”作家坚持在为自己、为人类的罪孽忏悔同时,也在为那些他们深爱和怜悯的人类寻求出路。“无赖派”作家放纵、沉迷犬马声色,颓废度日,癫狂致死,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高呼人类的终点是走向毁灭,迎接死亡。他们在日本文学史上只有短短两年的高潮,但这派人物对战后日本文化作了震撼的批判和质疑,从自身的反省与人类本质的质疑大大批判了传统“耻感文化”,主张人的罪过即便不为人所知,也应懂得自责与懊悔。而且世事无法预料,固执的追求成功或者毫无意义,人们应该放下传统价值观念,做一个无用之人,要生存就要堕落。

“无赖派”活跃期虽然为时甚短,但他们对传统的针砭却深深影响日本文坛,此后新兴的现代文学流派在保持“耻”文化核心基础上,也与“无赖派”一些主张相似,例如否定传统,反抗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日本“耻感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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