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悼六四 忧香港
六四是“特别的日子”，但“六四”在香港从来都不是禁忌词。《香港01》自2016年创立以来，每年也在6月4日前后发表有关六四事件的社论。我们的创办人和社长当年积极参与香港的支援活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至今仍然悼念六四，支持平反六四，绝不是行礼如仪或者政治正确，而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关心，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一国两制”的积极理解。
悼念六四，不是危害国家安全、宣扬“港独”的借口。过去支联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长达三十年来参加的都是“和理非”为主。不论放在当时，抑或以现在的国安法来看，悼念六四都不应该是违法的。反过来说，不再集体悼念六四亦不是问题，只是不同人的选择。事实上，将参不参加六四晚会视作“软对抗”，恰恰违背了“悼念”的应有之意。在《香港01》成立之初，所谓的本土派、城邦派急速冒起，他们鼓吹杯葛维园烛光晚会、主张另起炉灶的声音此起彼落。我们当时已经不讳言批驳这股论述。他们反对悼念六四，说到底只是利用六四作为工具，操弄身份认同政治，企图将香港与内地切割开来，推动“港独”。不幸的是，这种畸形和狭隘的本土主义逐渐迷惑了一些不忿青年，更从“和理非”手中抢夺了反修例运动的话语权、主导权，把社会引向彻底错误的方向，香港毫不必要地承受了冲击，支联会亦已不复存在。
“港独”是“港独” 六四是六四
始终“港独”是“港独”，六四是六四，我们不能够混为一谈，更何况悼念六四是在香港作为中国一部份的前提下发生。悼念六四跟危害国家安全本就没有关系，就好像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不会被认为是违反国安法一样。在后限聚令的今天，市民悼念六四如果只是手持烛光，合法聚集，没有呼喊煽动性的政治口号，政府没有必要杀气腾腾，一以概之。
近来，一些人形容政府“矫枉过正”。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将不少书籍下架，司徒华的、吴霭仪的，即使性质跟政治不太相关，甚至只是游记、回忆录，现在都未见恢复外借。但与其说是“矫枉过正”，倒不如说是“一以概之”、“一了百了”。省却了区分市民是悼念六四抑或存心煽动的功夫，不用花时间考虑馆藏书籍是否不合适外借，总之全部用同一方法处理，最方便、高效率，免得麻烦。这不是政治控制的宽松抑或收紧，不是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懒理“以结果为目标”的要求，只要不用承担责任，利用所谓程序，打着照本子办事的大道理。结果是怎样，每个个案的特殊性是怎样，都不是官僚会关心的。
官僚主义无助“一国两制”积极发展
香港政府部门有多官僚，很多市民都亲身领教过。官员回应问题有多官僚，我们传媒更是深刻认识。如果以为官僚在维护国家安全、贯彻“一国两制”这种大政治上会有例外，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就连特首、司局长和立法会议员的交流问答，当中都不乏官腔套话，形式主义。《香港01》从成立之初就提出积极的“一国两制”，主张香港与内地全面融合、增加与中央政府的交流，殊不知在看似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大湾区互动频繁的今天，消极“一国两制”仍然挥之不去，只是换了更隐晦的形式继续存在。
延宕廿年的二十三条立法是消极“一国两制”的最典型例子，我们成立初期就希望尽快完成。修订《逃犯条例》有其需要，但部署过程的工作粗糙，官员傲慢，看不见可能触发的社会矛盾，是消极“一国两制”的另一个例子。现在以为有了国安法就万事大吉，多背几句习主席或者夏主任的话，就是完善了香港治理，更是这两年最消极的案例。“一国两制”是因应香港实际情况的创制，是实事求是的构想，是为了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本质上就是站在消极官僚的反面。“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内地绝不是区隔的，但也不能毫无原则地“照跟”。如是“照跟”，为什么需要保留“两制”？习近平更不需要强调发挥香港这一制的独有优势。官僚主义之下的“照跟”只是另一种拒绝认识，放弃实事求是的消极态度。
不只悼念六四 更要反思历史
反修例是一场政治冲突，但不只是政治冲突，它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利用社会和经济冲突前已在不断累积的矛盾。主力墙被拆除，我们尚且知道兹事体大，必须即时纠正，社会和经济结构扭曲，维系市民生活的“主力墙”倒塌了，又怎能靠刑事执法、严词打击来解决？香港人看六四，一部份人只看政治冲突，另一部份人含糊其词，空说什么“特别的日子”，自然只剩下悼念犯不犯法的问题。这只是将问题掩盖，而不是解决了。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是错误的，天安门母亲的伤痛需要抚平，但六四事件不只是六四当日，还包括了此前的价格闯关、通胀失控、官倒问题，存在着经济改革、社会公义的诉求。中国今天解决了这些发展问题，就好像它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局。既然如此，曾经受到“六四”风波伤害的人持续悼念不应该是违法的，特别是在香港。积极“一国两制”不能简化、也不能回避国家的历史，它必然是在拥抱历史的前提下考察今天的社会现实。
六四事件不只是国家的历史，也是香港的历史。民主歌声献中华以及当年多场大游行，都是发生在香港的社会事件。但不同的是，跑马地马场奏响的是《我是中国人》和《龙的传人》，象征着内地人从来没有的身份认同探讨。香港人既是中国人，是在外的游子，但他的港英统治经历不可能是他要承受惩罚的原因。香港支援八九民运，本来就是既“一国”又“两制”。六四事件之于香港人不是什么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的事，而是自己的事。八九后三十年，烛光一直在中华大地的南陲亮起，无疑是“一国两制”才有的情景，更是“一国两制”成功的证据。当然，有“一国两制”才有维园烛光，不代表有维园烛光才有“一国两制”。香港人如何悼念六四，在后支联会时代可以有崭新的形态 ，“一国两制”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积极“一国两制”甚至应该乐见社会关心六四，反思八九。所谓的“大中华胶”论某程度上就跟抗拒普通话游客一样，需要特首的特别关注，但它不是谴责或者执法能够解决的。
走出虚无主义 香港方有未来
历史是有重量的。如何认识历史，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现在。将冷战结束看成是“历史的终结”，将所有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讲成不合时宜，这种论述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将六四事件只放在政治对抗的框架下看，便难以理解江泽民临危受命以及邓小平南巡所代表的坚持改革。香港在二战之后成功发展，但殖民的事实与体制、帝国主义的秩序并不会因而被接受，相反必须被反对和否定。香港的去殖化不是跟随西方抑或回归祖国的问题，更不是用不用英语、中资抑或外资的问题，而是重构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追求平等和公义。在西方强盛的日子“崇洋”，在国家崛起之后才“认祖”，这是政治投机、功利主义，背后更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不打算在历史中汲取经验，亦没有兴趣探寻历史的发展规律，更遑论解决人类社会进步的问题。有一些人抓着抽象的“真理”，无论是民主自由的口号、资本市场的信仰，抑或其他意识形态，只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考察客观事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种体现。
八九民运是什么，冷战结束是什么，香港回归是什么，反修例又是什么，都必须回到历史本身去认识。有人说，没有历史的民族就没有未来，此话不无道理。若将冷战结束理解成资本主义或民主自由体制的胜利，那么全球南方的不满、欧美社会的躁动必然是难以避免。把反修例只当作是“警暴”或者“黑暴”，而不审视香港过去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那么六四悼念自然成为对政府的抗争或者是对威权的“软抵抗”。如此肤浅的理解，香港这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怎能期望有未来，怎能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积极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