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一手好牌打得烂

从北京到海南，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到博鳌亚洲论坛峰会，李强都是新闻最近的焦点。许多人希望透过这位新任国务院总理，洞悉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路向。尤其是美国在鼓动经济脱钩，中国亦经历了相对封闭的疫情三年，环球的政商界在盘算要放多大的重心在中国。

其实不用探听李强的口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身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廿三年前，也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贸之时，朱镕基亲自批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筹备这个高层论坛。当年的规模比现在小得多，但还是邀得了英国力拓和荷兰蚬壳的主席、法国米芝莲总裁等十九名外方嘉宾。牵头的美国国际集团主席格林伯格更是朱镕基的老朋友，在朱镕基1989年10月发起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时候曾经亲自来华支持。由市长咨询会议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主政上海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秉持一贯的对外开放国策，欢迎国际企业家共同参与中国的发展。

廿三年来，总理由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到现在的李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都是全国两会后国务院欢迎海外企业家的重要场合。其中有一人每届论坛也必出席的，就是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他最初的身份还是史丹福大学教授，后来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然后四年是中投国际董事长，2015年至今是中大教授。中投公司当年选择香港作为拓展海外业务的据点，正是因为我们同时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国际金融中心，有利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军国际金融市场。曾荫权当时形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既在‘国内’又在‘境外’”的独特优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循环以及外循环的交接点。

香港既在“国内”又在“境外”

既在“国内”又在“境外”的独特优势，打从特区成立之时已为香港政府所强调。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既要保持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亦要全面加强与内地合作。上任一年，他像上海的市长咨询会议那样成立了行政长官特设国际顾问委员会，邀请格林伯格、汇丰浦伟士、新闻集团主席梅铎、美国联储局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丰田章一郎等十四人聚首香港，为这个城市的长远发展出谋献策。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已经认同与内地日益紧密的合作，可以给香港带来重大机遇。但就算是他领导的委员会也是在六年之后的第七次会议才首次移师广州，与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开会。曾荫权接任特首之后更再没召开会议，此后的发展策略除了依赖内地自由行，几乎就没有其他可言。

从香港的角度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是中央政府在沙士后对经济复苏的帮助。在国家的层面，这也是配合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不但让香港货品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多种服务业更可先于中国对世贸承诺的开放日子进入内地市场，早着先机。“一国两制”除了是对特区最有利的的制度安排，从来也是同时间最配合改革开放的国策。这是为什么中共十届九四中全会强调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礼表示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更是为什么中共中央组建港澳工作办公室，将香港事务提高至关乎中央决策、战略规划的地位。

“一国两制”与改革开放相配合

香港有着许多内地任何省市，包括上海或者深圳也没有的优势。作为单独关税区，香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我们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经济体，特首能够与多国政府领导人平起平坐举行会议。曾荫权向阿基诺三世跟进马尼拉人质事件，便是借着亚太经合组织的契机。董建华在任特首时两次访美，分别获得克林顿和乔治布什接见。林郑月娥到东京推广粤港澳大湾区时，也拜访了首相安倍晋三。在“一国两制”下，中央也容许香港在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参与国际组织和会议。

“一国两制”的优势丰富而深刻，香港对它的认识却表面而单薄，甚至因为过度依赖自由行而被妖魔化。本土主义兴起，陆港矛盾加深，在反修例风波后“一国一制论”甚嚣尘上。这是民粹主义作祟，是社会认知偏差，但更是因为特区政府没有把握“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让社会感受具体成果。“被规划”原本只是民粹声音的讪笑，却逐步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还不是拜毫无作为的香港政府所赐？

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香港特首是在全体大会上致词，“董落曾上”以后好像再不见这个机会。上海、深圳、广州一个个城市经济起飞，香港由第一届政府矢言经济转型，到现在却仍然流于口号。不希望看见香港停滞不前的中央，甚至比我们的官员还要着急。2019年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随即首次邀请了特首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林郑月娥赴京参与大湾区环节。两年后的发展论坛更首次举行香港专场，来自全球的多名商界领袖倾听林郑月娥讲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不过如果香港社会都未听到她说过什么，其他人就更是什么都听不到。

特首行政主导　香港才能带领大湾区

林郑月娥要到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才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重点发展创科，促进港深融合发展和连系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与维港的金融商业功能互补。先不说北部都会区的规划本身都未及进取，主要只是将几个发展区整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方案，没有把洪水桥升级为核心商业区的打算，而且发展策略提出至今已经一年半有多，推进工作乏善可陈。对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新界土地，政府仍然没有足够的力度收回规划。以往尚可归咎于“反对派”、议会泛政治化，在实施《国安法》以及选举制度修改后的日子，官员已再没有借口。

事实上，政府官员本来就没有借口。不用说《国安法》，只要看禁蒙面法以及新冠期间的防疫规例，足见特首在行政主导的宪政秩序下拥有广泛的管治权力。香港凭着“一国两制”的优势，特首基于行政主导的权力，完全足以领导香港走上更高台阶，不是“被规划”，而是带领着大湾区内其他城市促进双循环。李家超从海南博鳌返回香港后，表示“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要巩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地位”。这种话大家已经听到厌烦了，几届政府都是雷声不大，雨点更少。中央任命李家超做这份工作，估计是认为他实干，但我们至今看不见足够证据。李家超快将完成一年任期，我们希望他言行一致，利用香港的特区优势，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又因着国家对外开放的大局，巩固我们国际城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