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港澳办改革了，香港改革还会远吗？

三年前夏宝龙空降港澳办，外界看到的是人事变动，意识到地方治理经验的重要，却不清楚中共中央对港澳工作体系的调整。后来从个别的官方新闻稿中，我们才得知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更名为领导小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时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即使如此，官方多数仍是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来称呼夏宝龙，在最近全国两会前，才多见“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名义。

港澳办成立四十五年以来，虽然作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的办事机构，却一直归属于国务院体系，计入国务院机构序列，而不是置在党中央之内。国家的党政有机结一，常见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但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大多数只是外挂牌子，而不是放在国务院体系之内。国台办就是以中央台湾工作小组办公室的身份置在党中央之内，而不计入国务院的机构序列。中共中央其他更重要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诸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其办公室就更是如此。

协调小组升格　港澳涉大战略

港澳办的名字“国字头”而非“中字头”，有着特殊的历史因素。自脱胎以来，港澳办的主要成员一直来自外事及侨务体系，由廖承志、姬鹏飞乃至王光亚，并且自成体系，培训出鲁平、张晓明等主任。在八十九年代，港澳工作的确涉及大量外交事务，由中英谈判到联络过渡，港澳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亦解释了为什么在特区成立前后，中央主管港澳事务的是钱其琛。

在香港回归以后，港澳工作仍然带着外事思维、行政联络为主的性质。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立之后，虽然由政治局常委出任组长，提高了港澳工作的层次，但首两任组长都是分管外事的常委，相信这不是偶然。因而亦不难理解，港澳办为什么仍然留在国务院体系之内，负责联络各界、协调沟通，以行政工作为主。

但香港先是发生了占领运动，在不到五年内又再爆发了规模更大、程度更严峻的反修例风波。不久之后，中央便调派了两个前省委书记分别接掌港澳办和中联办，说明了港澳工作远不能只是涉外、联络和行政。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延宕多年未解，外部势力才能从旁煽风点火。要解决香港问题，必须从经济及社会矛盾着手。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升格为领导小组，反映的是中共中央把港澳工作的定性提升，涉及更高层次的战略决策。从这个角度看，港澳办现在由国务院归入中共中央，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外到内、国到党、虚到实

由外事工作走到治理改革，从国务院搬到中共中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的组建，更标志着它将由务虚走到实干。以往的港澳办负责与特区政府联络、促进交流，向中央反映意见，但客观效果就是一片空白，国务院既不知道要跟香港交流什么，香港亦不懂得中央什么意思。中央港澳办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职责比以往宏观而全面得多。除了要促进落实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维护国家安全之外，还要督促保障民生福祉、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论中共中央将以怎样的机制作出决策，中央港澳办的作用都是重大的，香港的战略意义更是明显。

中共中央这次没有沿用“长期繁荣稳定”的笼统字眼，应该可以让香港人更加读得懂。“保障民生福祉”其实对应“稳定”，但同时又超越了“稳定”。要达到社会稳定，《香港国安法》可以起一时之用。但要长期稳定，必须令民生得到改善，生活得到保障，从根本消弭不安因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应“繁荣”，同样亦都超越了“繁荣”。要促进经济繁荣，以往靠赖的旅游业和金融业有相当作用。但要突破瓶颈，不只是可持绩发展，而且可以更上一层楼，经济繁荣再创新高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香港绕不过的路径。就连美国也无法与中国经济脱勾，香港更加不可能在国家的发展大局以外自辟蹊径。另一方面，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格局、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无一不需要香港的参与。

“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的政治构想，同时亦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有机结合。国家开放的门愈开愈大，但上海和深圳始终不是香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对外发挥的角色还是不可取代。这不是高或低，香港是否比沪深优胜的问题，而是各自的制度、产业不同，对于国家的宏观发展有着不同的作用。上海发展金融，不是要舍弃香港。香港追赶创科，也不是要取代深圳。中共看发展，从来都不是零和思维，而是有机的，辩证的。

积极一国两制时代　直面治之问

幼稚的偏见将香港和内地放了在对立关系，视之为此消彼长，甚至渲染一种中央要搞砸香港的论调。但自反修例风波以来，中央对香港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单是援港抗疫以及支持香港对外通关，便说明了中央对于香港的重视程度。这一届政府好像也自觉任重，但不论是施政报告抑或财政预算案，除了重复十四五规划的八大中心之外，我们看不到官员有何发展蓝图。说法很多，方法很少。

上个月财政预算案发表后，特首和司局长奔走广州和深圳。上星期两会结束后，李家超更留在北京接近一个星期，带同局长拜访了多个国务院部委。显而易见，消极“一国两制”的日子已过去，中央组建港澳工作办公室正是“一国两制”进入积极、主动时代的重要标志。现在“治”的命题不能再被回避，不论是中央抑或特区，都必须回答香港如何保障民生福祉的问题，怎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问题。

中央如果是要削弱特区政府的职权，香港官员倒可因为责任轻省了而松一口气。不过中央组建港澳办，不会改变特区政府是香港管治第一责任人的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党中央理顺了办事机制，不论是与中央部委的协调抑或与地方省市的合作，肯定都会上行下效，特区政府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怠懒。中央对于香港由治及兴的希望，对于结构矛盾的关注，相信香港官员也会更加感受到。所以在积极“一国两制”的时代，李家超政府面对的要求更高，要有更主动的规划，更强大的能动性。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个改变，但客观环境的改变并不会因为官员未准备好而停下来，香港所需要的改革亦都会必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