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借着粤港合作来开发展新篇章

特首李家超周四（9月1日）与广东省、广州市及深圳市官员线上会议后，宣布除了得到内地支持港府提出的逆向隔离通关安排，更为港粤两地敲定了新的合作计划，双方将就北部都会区、商贸、青年、航运等范畴设立13项合作专班。

香港与广东向来关系密切，合作由来已久。香港不但早期的运作相当依赖来自广东的劳工，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内地移民从广东涌入香港，更推动了战后的经济及城市发展。到了80年代后人流逆转，港商大批到北上广东设厂，“前舖后厂”的模式更为两地带来双赢。

“河水不犯井水”碍合作

粤港两地往来频繁、合作紧密，但香港政府在当中的角色却不明显。在回归之前，粤港两地没有多少官方的交流尚可以理解，但回归之后香港也也没有在合作中担起重要角色。中央及港府曾将“一国两制”理解为“河水不犯井水”，也令粤港两地的分隔相当明显。

粤港1998年成立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但主要的议题都是围绕着两地交通过境、环保等较小的议题，实际成果有限。即使在较小的议题如机场合作方面，香港也一直未能通过机制与广东省内的其他四个主要机场达成发展方向的分工合作计划，令几大机场间互抢生意、渐渐产生恶性竞争。

特区政府与内地合作有限，起初是因为技术官僚未改殖民时期的高傲，认为内地不过是港人的后花园。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大量投资经香港进入广东、很多港人回内地设厂投资，当时普遍香港人对于粤港合作的理解不过就是香港为内地带来发展机会，不单带着有色眼镜，在讨论合作时更处处只讲私利。除了早前沙岭坟场的争议之外，港珠澳大桥的案例更值得深刻反思。

在大桥计划之初，深圳曾提出过连通港、珠、澳、深四地的“双Y方案”，但结果因香港不欲加强深圳在区内的竞争力而强烈反对下，大桥只能以现在的“单Y方案”建造。深圳最终与中山合作建成深中大桥，反而削弱了港珠澳大桥的功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去粤港合作能谈出什么来也就可想而知。

大湾区发展不干等香港

在CEPA、自由行等惠港政策下，香港和广东的来往更加密切。而内地随着经济和社会急速发展，以往依赖香港的程度显着下降，反而香港在2003年沙士之后靠着CEPA及自由行等中央惠港政策才得以快速复苏，广东与香港之间的天秤开始改变。没有了初期的高傲漠视，但香港后来却只抱着拿顺手便宜的心态，欠缺长远规划，遑论与内地如何合作发展。

从来往粤港的人流就可看出，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有多么必要。在2018年高峰时期，经陆路出入境香港的旅客高达2.36亿人次，当中62%是香港居民，36%是内地旅客。该年整个中国内地的出入境数量也就6.5亿人次，当中四份之一的1.6亿人次是香港居民。

故此，中央早在2009年便批准了《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要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并强调粤港澳三地要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打造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这除了打破了过往“河水不犯井水”的分隔概念之外，中央亦明确将粤港合作提升至国家发展策略层级，是一个重要里程牌。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便是此《纲要》的延续。及至2015年国务院发布“一带一路”文件，提出了“粤广澳大湾区”的发展概念，正式将粤港合作推向新的融合之路。

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落得被规划的下场后，直至近年政府才发现应该主动和广东讨论合作，社会也开始发现粤港合作已经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知彼知己拿出共赢规划

香港不少人认为内地提出“大湾区”等合作方案，没有照顾到香港的利益和地位，而香港只能被动地接受内地的规划。早在2011年已有人成立“反对香港被规划行动组”，“被规划”更成为泛民主派的热门词汇。这些意见无疑夹杂了盲目抗拒内地的不理性声音，2010年港珠澳大桥司法覆核以及2017年的高铁“一地两检”争议，也是借“被规划”作为理由来掩饰对两地合作的抗拒。而香港政府在当中角色不够积极，没有主动提出香港的倡议和具体规划，也有份助长了这种偏见。政府过去被批评为事事配合内地“甘做阿四”、令香港长远被矮化，个中不是没有理由。

今年初的第五波疫情，或许也是一记当头棒喝。当时政府原本跟内地商讨通关，却没有为可能发生的疫情爆发及援助机制作好准备。爆发初期港府明知自己力量不足，亦没有及早求助于中央，结果反倒要等中央主动关心香港，提出援港我们才被动配合。其实，香港若能主动提出合作，只要方案合情合理，中央又怎会亏待香港？

由林郑政府后期，到现届李家超政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成为了官方口号。北部都会区提出双城三圈的发展计划，更是有别与以往的整体规划。李家超上任不久就与广州官员通电话，并形容穗港合作为香港带来重大机遇，而双方都同意进一步合作并加强推进建设大湾区。他周四宣布的13个粤港合作专班涵盖防疫通关、北部都会区、《南沙方案》、创新及科技、金融、商贸、青年就业创业实习、推进法律及争议解决，以及航运及物流等重点合作范畴，看来亦有模有样。

要令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至于流于口号，香港政府既要准确掌握内地的发展方向，亦要有自身周详及长远发展的计划，知道自己的力量和位置。按2019年中央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大湾区四大城市（香港、广州、深圳、澳门）各自有不同角色，香港除了要巩固本身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外，与其他城市也要串连起来建设“科技创新走廊”。中央已经提出了国家长远的规划蓝图，香港应该积极找出既能配合这个方案，同时亦合适自我发展的规划蓝图。

近年内地科技企业在港扎堆上市或二次上市，中美审计争议双方决定在港进行覆核检查，都证明了香港有很多独特的优势。要推动科技创新走廊，香港与内地的合作空间因此很大。香港可以利用本身在国际化及“一国两制”的特殊优势，帮助中国科创与国际连接，打造金融、数据、服务一体化的角色。但具体如何借助内地丰富的资源，补足香港在商业化、产业化等变现能力上的短板？假如香港再拿不出自己的方案，其他人不会温柔地等着，最终结果就只有继续“被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