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政府新一年要走在形势前
送别2022年，踏入2023年，社会总算是一片欢乐气氛。“复常”是关键词。市民去日本的去日本，去泰国的去泰国。选择留港跨年的，也可以跟亲朋好友相聚，而不用考虑人数上限。街头倒数再现人潮，食肆大多表示这是三年来最好气氛的除夕假期，他们的感受可以说是最深又是最真。特首李家超在新年贺词不只表示未来一年要“让市民的生活，尽量完全回复至疫情前正常情况”，而且矢言会“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2023年，香港上下都带着不少期望。
对2023年有期望，也是因为对过去的日子已经忍受够了。而且不只是过去的一年，而是过去的三年。犹记得三年前的除夕夜，武汉市通报多宗不明原因肺炎，陈肇始和袁国勇晚上临时召开记者会，严阵以待地宣布于出入境口岸加强健康监察措施，并会安排怀疑个案接受隔离治疗。不久之后，第一宗输入个案录得，社会大为紧张，口罩也抢购一空。长达三年、疲于奔命的抗疫岁月，在一片混乱之中悄然展开。
在这三年间，许多香港人确诊了，也有人至亲离世，而不能看见最后一面。那是身体的痛苦，更是心灵的打击。不少市民失业了，公司以至所属行业挨不过无情巨浪，面对的不只是生活拮据难题，也是心理上难以承受的失败感、否定感。还有不少人在这三年间移居外地，疫情的阻隔令到每一个的离别显得更加沉重，留下来的人也要适应亲朋好友各散东西的新常态。总而言之，这三年间大概没有人算是过得好。
在这三年间，我们的特首亦都换了人，政府换了届。但政府换届不代表与过往的管治经历不相干，也不是白纸一张般重新出发。治理经验需要不断累积，前届政府的得与失都是现届政府的宝贵教训，更何况包括李家超在内，管治团队不少人也是来自前届政府。他们必须从过去三年中汲取治理失效的教训，才有望在新一年给香港翻新一页——而不是令“失落的三年”变成“失落的四年”。
新冠三年，给予社会以至各地政府最重要的提醒，莫过于是治理的科学性。打从疫情之初，几乎所有人也已经表示，防疫政策只能基于科学。港大教授梁卓伟当时回应“封关”争议时，便提到那是不正确亦不可行的策略，包括政治在内的任何科学以外考虑都一定要摒弃。及至近来，随着新冠变种的致病性减弱，香港社会的防重症屏障建立，不少市民因而质疑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同样也是从科学角度出发。
治理是科学而不是政治
治理是科学的，而不是政治的。特朗普为了政治原因而淡化新冠疫情，后果有目共睹；用罢工的手段来争取诉求，也是错误地将科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地方政府为了政治正确，防疫措施层层加码，随意静默，封城代替管控，也是将政治压过了科学。贵州翻车、乌鲁木齐大火就是代价，还未算上后来的白纸事件。
内地政府当然一直有在调整防疫措施，减少对民众以及经济活动的影响。但政策蕴酿以至出台是一回事，措施落地以及社会观感又是另一回事，在在说明了领导力在治理中的重要位置。领导力既是领导社会的能力，自然亦包括领导舆论的能力。香港政府在这三年制定不少防疫政策，由安心出行到疫苗通行证，但却一再解说不清，未能充分回应市民的疑问甚或质疑，以致政策成效也被打折扣。解说的性质不只是“说”，不是政治修辞学，更重要在“解”，是要有足够的数据和事实基础，让社会明白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时建立政府的权威和领导力。
因时制宜不能一成不变
抗疫三年，另一个治理教训在于因时制宜。一年之前，香港疫情长期清零，正在计划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市——通关。惟随着变种病毒流入，香港疫情急剧恶化，防疫模范生的形象在短短一个月内崩溃，第五波疫情期间更有大量老弱伤残要在露宿风餐，闻者伤心。究其原因，在于当时香港沿用了围堵零星社区个案的模式，未有及时应变。另一方面，内地沿用了“乙类甲管”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即使其变种后日益减弱，防疫措施调整的力度却未跟上形势，可以说也是另一种的一成不变。
应对疫情，或者说是治理社会，都必然要面对形势不断变化，没有一劳永逸的治理方法。用明朝的剑处理清朝的事，是为下策；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而持续地调整手法，可算是中策；但唯有走在形势前面，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才算是上策。香港的房屋供应是最典型例子，说明了不断追落后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还会衍生出㓥房林立等新问题，管治者疲于奔命也难以应对。
疫情危机不能不严阵以待
踏入新的一年，疫情好像已经过去，有港大专家表示新冠在香港已经风土化，李家超亦说要“尽量完全回复至疫情前正常情况”。但事实上，我们每日新增个案仍然超过两万宗，公立医院的负荷愈见沉重。而且香港最快将于一星期后与内地通关，届时两地人流急剧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必然较现在为高。社会已率先反应，用抢购退烧药、止痛药的行动来说明了他们的忧虑，即使政府近日已不只一次提醒市民不用囤积药物，并表明供应充足。李家超政府一旦低估了疫情的风险，同时又高估了本港的承受能力，新一年迎来的便未必是复常，而是又一次的混乱局面，甚至是重演三年前的乱象。
特首李家超曾经提及制定政策时设有红队，周全考虑不足及局限之处，提前堵塞措施的漏洞。但这半年内，我们却不只一次看见他的政策受到社会质疑，例如是简约公屋的造价问题。即使是在维护国安方面，保安局出身的李家超亦未见工作妥善。在黎智英申请聘用海外大律师的问题上，律政司便显得后知后觉，在上诉阶段才提出新的理据。李家超的提请释法建议，在上星期五（12月30日）虽然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回应，但值得留意的是，释法内容指出特首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本已有权处理有关问题，其领导的国家安主委员会根据第14条亦有权作出事后补救，在在说明了特区政府根本不用释法已可自行处理问题，不为而非不能也。这若不是自身工作未及妥善，又是甚么呢？
社会——尤其是法律界——一度担心释法会影响香港法院的权威。而即使是由国安委来补救，亦始终不及一早以既定程序处理为好。正如防疫要走在形势前面，释法一事同样说明了，政府及早做好本份，比起事后追落后来得合适。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提到“看到香港将由治及兴十分欣慰”。“将”，意思既是“未”，即香港目前还未由治及兴，但亦显示了习近平的信心，认为香港将会由治及兴。这是一个走在形势前头的期许，但需要一个走在形势前头施政、治理社会的特区政府，这个期许才能有望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