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加价潮起、通胀势至　经济亟待拨乱反正

来年电费加价，中电两成，港灯四成半；九巴龙运、新巴城巴、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幅度一至两成；市区的士申请起表加两成至33元，并在拉拢新界的士一同加价；天星小轮两条航线的加幅最多，票价打算倍增，平日尖沙咀至中环的上层单程将达6.4元。随着加价潮掀起，通胀不再是统计数据，而是市民将会切身感受到的压力。

两电的加价在过去几天引起最多讨论。一则因为按照《管制计划协议》，中电和港灯这次加价并不需要政府批准，即是大局已定；二则因为的士、小轮可以不乘搭，电力却是不可不用；三则局长谢展寰以及两电多次提及加价较现时不足一成，被指淡化同比两成和四成半的惊人增幅。

赚钱仍可加价　加价仍可蚀钱

政府和两电说得冠冕堂皇，国际能源价格飙升，电费加幅亦已尽力减低。然而燃料只是成本一部份，事实上今年上半年中电和港灯的相关收入仍然大于支出，除税后溢利分别是15亿和39亿。两电大幅加价不是因为面临亏蚀，而是要维持《管制协议》所准许的资产值8%利润。谢展寰在立法会透露“曾要求不要赚取8%利润，但他们不认同”，而他的结论是“我们只能尊重合约精神”。

赚钱仍然可以加价的“游戏规则”，香港人并不陌生。每日四百多万人次乘搭的港铁，采用可加可减机制，方程式的参数包括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生产力因素等，但不包括港铁盈亏表现，以致多次港铁录得盈利却仍然上调票价，结果为人诟病。人次三百多万的巴士则是近年屡录亏蚀，因此申请加价，但加价后仍然亏蚀，于是争取再次加价。

电力不可不用，港铁、巴士大多数人不可不搭，性质同属公用事业。它们不是一般的商品或服务，而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关乎社会利益，而且往往营运规模庞大。香港惯常的做法是交给市场经营，由政府批出专营权，甚至签订管制协议。有的加价要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审批，例如巴士、的士，有的按与政府订立的机制调整，例如港铁，两电、西区海底隧道则在指定范围内可自主加价。在周年电费检讨中，政府所谓的把关、磋商作用有限，两电仍然要以赚取8%利润为目标来定价，官员就只得一句“我们只能尊重合约精神”。

放任市场不带来最大效益

香港人的传统智慧相信市场可以带来更好的效益，比起政府更大诱因追求进步，而且往往做得更加专业。当然还有另一个重大好处——省钱。所以八十年代沙田发展新市镇是交给四大地产商来填海，九十年代兴建西隧是以BOT模式批给中信、嘉里等企业，政府一分钱也不用出。及后港铁上市，政府亦声称按巿场的商业原则运作，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和竞争力。

以往政府官员拥抱“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以“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方针自诩，但市场效益的神话在近十年八载一个接着一个破灭。经常加价的港铁先有沙中线偷工减料，后有列车出轨。巴士脱班不计其数，的士拒载屡见不鲜。西隧愈加愈贵，加重红隧车流，到头来“大家都输”。还有三百多万打工仔的退休供款也是交给市场打理，行政费尚未减到目标，这一年来却已随行情动荡而严重亏蚀，强积金犹如“强输金”。

香港作为美国经济学家佛利民口中的自由市场最后堡垒，却成为了市场失效的反面教材。佛利民的股东理论主张企业最重要的是赚钱，给股东最多的回报，这便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但当港铁、两电、巴士等赚取利润以对股东负责，我们看见的是市民利益往往成为代价，社会责任沦为空谈。经济繁荣的日子，企业牟利、裨益股东的做法或许争议较小，但如今经济下行、百物腾贵，香港放任市场而衍生的问题和矛盾便立刻暴露无遗。

欧美放任资本泛滥、社会不公

这次环球经济危机表面上是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造成，根本上却是欧美放任资本、财政不负责任所致。继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再一次以宽松政策应付危机，股票市场在去年冲上历史新高，没有盈利、业务不多的个别股票也被非理性地炒高几十倍甚至过百倍。钱从何来？毫无财政纪律。钱往何去？不是投资生产，也没有用于消费，却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在恶性通胀逐渐成为事实之后，欧美央行才急忙“收水”。他们以为可以透过货币宽紧自如地调控经济，想法傲慢，最终给现实教训，却是以民众的利益和生计为牺牲品。

资金泛滥造就了科技企业家身家大幅度上涨，电动车老板登上全球首富，身家一度高达三千多亿美元。货币宽松环境一过，企业面对下行压力，Meta二话不说裁减多达1.1万人，亚马逊开除了1万，Twitter据估计多达一半员工被解雇。打工仔未能共富贵却只能共患难，还未说在恶性通胀、百物腾贵的日子，基层更是首当其冲。水电煤、车费开支上涨八百、一千，对于月入万五和月入五万的人意思截然不同。

欧美激进加息若能压下通胀，或许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最坏的可能是通胀这头猛兽既未能驯服，经济又因为高利率而陷入衰退，物价和失业率一同趋升。

不管用长波理论来解释，抑或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欧美经济危机一再发生，显然并非偶然。次级按揭、新冠疫情、俄乌战争都只是一个爆发契机，好像活火山那样定期释放压力，同时造成巨大破坏。尤其是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新自由主义兴起以降，欧美高度经济金融化以及金融空心化。金钱没有最多而只有更多，太多的金钱追逐太少的实质生产。美国借着美元的优势将代价输出国外，英国没有那样的实力，现在便承受着经济空心化、生产效率提不上去的恶果。

更好结合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

站在内地与国际之间的香港，一方面受外围经济环境影响，尤其是在联系汇率之下，美国的货币政策直接决定了香港的资金流动性，另一方面又因为与内地经济日趋融合，非常受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所影响。汲取了四万亿、大水漫灌的教训，中央政府这次选择了针对性、审慎地提供资金流动性，如今在欧美面临滞胀风险之际，中国既没有通胀压力，亦保持了经济增长。香港暂时的通胀率仍然不高，很大程度是由租金回落所致，也因为不少食材来自内地，相关物价的增幅因而有限。然而上个月电力、燃气及水的物价已经同比急升一成三，对各行各业的经营成本必然构成压力，加上加价潮已经掀起，市民即使保得住工作也难保现有的购买力，最终形同齐齐减薪。

社会要求政府纾困的呼声只会愈来愈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很可能也会推出逆周期经济措施。但不论是电费补贴、交通津贴，甚至是再派消费券，充其量也只是授人以鱼，更何况最终得益的仍然是大企业、资本家。归根结柢，香港目前的经济问题源于市场失效，不但公用事业没有出现良性竞争、只追求股东利益回报，而且大多数的经济利润集中了在小部分人手中，而政府对于此等结构问题却一直任之由之。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寄语香港“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特首李家超应当依此积极改革。对于铁路、巴士、隧道，我们从不讳言，该回购的政府便该回购，该管制的便不能客气。不论是能源、交通抑或基建，公用事业应以社会责任而非股东利益为凌驾价值。再不拨乱反正，到另一场社会骚乱酿成的时候便一切已经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