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一国两制”仍要乘风破浪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星期二（12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香港政府总部、十八区指定地点也安排了直播。特首李家超带领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同步默哀，政府船只同时在中区对开海面鸣笛。

这次国葬的规格之高，是香港政府第一次面对，没有多少先例可以参考。回归早年曾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以及霍英东在香港以国葬形式出殡，三年前李鹏逝世后政府总部及礼宾府亦下半旗致哀。然而江泽民作为承接邓小平的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讣告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个机构联名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用上“极其悲痛”的表述，规格比肩邓小平。

香港安排要符合宪政秩序

在江泽民逝世翌日，香港主要政府建筑物、立法会及司法机构即下半旗。同日特首代表香港特区前往中联办所设的灵堂吊唁，政府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亦先后哀悼。虽然九七年邓小平逝世之时，灵堂亦是设在当时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但此一时非彼一时，香港现在是已经回归祖国的特别行政区，为已故国家领导人设灵堂的安排以至选址，自然也应该跟上现在的宪政秩序。

香港回归，不再受外国统治；“一国两制”，与内地省市有别。如此既非外、亦非内的宪政秩序，若能恰如其份，香港能够彰显其独特之处，举世无双；但一个不好，弄得驴非驴、马非马，也就是不伦不类。加上没有先例可援，挑战不容小觑。就好像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推动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般，江泽民在九七回归后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国两制”也是摸石过河

世界上却没有一本巨细无遗的手册，能够让江泽民照着来管治香港。即使有了《基本法》，有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也有了邓小平所说对香港人能够治理好香港的信心，但也不会料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港元更被国际炒家狙击。如何信任董建华政府自行应对，江泽民毫无疑问也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国两制”的路径是探索出来的。

事后回首，江泽民对香港政府的信任并没有被辜负。香港不只挺过了金融风暴、经济危机，还在江泽民与胡锦涛任期交接之间战胜了沙士疫症。香港在沙士之后与内地达成《CEPA》，开放内地居民来港自由行，又是“一国两制”的另一次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虽然内地实行社会主义而香港是资本主义，有着“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制度区分，但这不代表两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需要壁垒区隔。相反，因着内地和香港经济关系密切、利益相同，内地与特区正正需要像《CEPA》这样特殊而专门的安排，实现“一国两制”的优势。

怕被改变的不安心理

自由行是“一国两制”摸索过程中一次重要的教训，因为它的确衍生了一些原本没料想到的社会问题，诸如水货客和双非产子。大约也是在水货、双非问题日益严峻的同时，香港社会出现愈来愈多排拒内地的声音，李瑞环的紫砂茶壶论亦多次被人搬出来说。

与江泽民同期“入常”的李瑞环在任全国政协主席时曾经以紫砂茶壶比喻香港，意指香港原有的特色是其价值之处，若然好像茶壶被抹掉茶山那样，便会变得一文不值。香港人经常搬出紫砂茶壶论，或者是江泽民的河水井水论，本质上同样出于一种不安全感，对可能被改变的不安。不论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马照跑、舞照跳”的说法，“河水不犯井水”的比喻，或是紫砂茶壶论，全部都切中了香港人怕改变、想保留原有旧貌的心态。

但即使是习惯留在安舒区的人，严格来说他们不是害怕变化本身，而是担心变得更差，而非变得更好。变化是中性的，马不能照跑、舞不能照跳才是负面的。智能电话日新月异，这个变化却是正面的，是很多人拥抱的。相信没有人会说上世纪的笼屋应该“五十年不变”，或者认为旧时的板间房是香港这个紫砂茶壶的茶山。

变与不变的区分

所以香港真正的议题不是变抑或不变，而是什么该变化，什么是不用变的茶山。而这亦正是“一国两制”最大的挑战。我们不可能教条地开放自由行，而不在过程中适时调整，不断变化；也不可能教条地区隔两地，而不在第五波新冠疫情这类关头的时候，也不动用内地的人力物力。“一国两制”作为中共治港最大方针，精髓正正在于它的本质是反教条化的，是因时制宜、灵活变通的。

既说“一国两制”是变与不变的命题，当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上星期的国家宪法日提出“完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我们便必须找出什么是要改变的“殖民统治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包括了英文的路牌，也不是“左上右落”行车安排。但是以洋为师的思维是不是？以为说英语必然高人一等的偏见心态是不是？以西化等同现代化的迷思是不是？去国族化以及对国族历史的虚无感是不是？香港要保留茶山，但不是要保留任何渍垢。

有破要有立　对官员考验

害怕变化不是香港人独有的心理。上个月石家庄成为放宽防疫措施的试点，民众反而感到害怕，甚至不敢外出。要让人看见变化是变好而不是变差，有破就必须有立。破了不必要、不科学的防疫措施，须要确立必要、科学的措施以让人看见，令人安心。香港这几个月以来不断防疫松绑，便是建基于防重症屏障的立、检测制度的立、医疗体系的立。

要破经贸壁垒，要立《CEPA》；破水货、双非问题，要立新的政策措施。破英殖统治的制度安排，要立怎样的特区宪政秩序？破西化迷思，崇洋心理，要立怎样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若说不出立，无以为破，守旧、怕变化的心理也无以克服。这些都是香港当前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香港政府官员的考验，也是对中央治港官员的挑战。

香港近年几许风雨，昔日“一国两制”的启航者如今亦已作古。特首李家超表示会履行江泽民的宏志，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原则。但正如战国文章〈察今〉所说，“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治理之道在于察今、察己，知古、知人，找出应对事物变化的方法。“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

前人已经走完了他们的路径，“一国两制”的前路要由治港者摸索，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原则，利用好破与立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