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从大乱到大治　香港需要改革者

反修例运动爆发六个月以来，香港陷入前所未见的撕裂，尽管暴力浪潮在区议会选举后稍为减弱，但社会整体上仍未恢复安宁，遑论找到清晰的前进方向，难免令人痛心。就此《香港01》多番呼吁，我们必须尽快安静下来，凝聚改革共识并付诸实行，在大乱后谋求大治。不然，香港只能原地踏步，继续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中虚度光阴。

但是，改革必须有明确方针，政府对此有觉悟吗？政府已下定决心做改革者吗？上周三（12月4日），当局推出第四轮涉及逾40亿元的纾困措施，包括非住宅用户获水电、排污与差饷减免。短期纾困措施是有必要的，毕竟政府有责任帮助受反修例运动影响的市民应急。然而，假如政府以为单凭“派钱”、“派糖”便足够，企图用一些“小恩小惠”麻痺市民，那肯定是对香港的真正问题有所误解。

治末必须循本，我们并不否认香港的问题部份源自政制发展滞后，但更关键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不公，而这又可归咎于源自港英时代、目前已极其严峻的深层次矛盾，以及严重扭曲的既得利益结构。若要冲破困局，小修小补并不足够，必须施行“大手术”。政府和社会各界理应告别毫无意义的政治空转与内耗，其中坐拥“行政主导”优势的政府更应具备改革精神，以改革者的身份，对香港的前景作出全盘规划并落实到底，借以建立全民共享的社会。若非如此，纵使反修例运动侥幸完结，但类似的社会动荡可能还会陆续有来，市民永远无法过上太平日子。

相比不断改革的内地，香港确实欠缺改革精神，只知守成而不思变革。这个情况之所以出现，原因是香港曾经长期领先，导致港府和市民以为自己是无敌的，一旦出现问题，便把责任归咎于国际局势剧变、中共打压等“外来因素”，丝毫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意识。每当问题出现，理应担当改革者的政府只懂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味“派钱”、“派糖”，却对香港身处的结构困局后知后觉，甚至茫然不知，以致错过许多改革的契机。

摒弃固有思维　正视深层矛盾

香港与许多欧美发达经济体一样，长期忽视深层次结构矛盾，对社会民生议题承担不足，没有解决既得利益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为政治激进主义埋下种子，最终通过“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运动的形式呈现出来。现在回想，倘若港府早就对矛盾与冲突有所觉悟，自命“改革者”而非“守成者”，适时就房屋、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民生议题发力，情况未必像现在那么糟糕。

对特区政府而言，讨论是否需要改革其实已经落后于形势，它现时应该思考如何做一个改革者。我们认为，第一步就是摆脱“积极不干预”、“大市场小政府”等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不要再于社会民生议题上卸责。

改革者应该做什么，看看内地就一清二楚。邓小平在文革后推动“解放思想”，协助内地从僵化的政经结构中解放出来，再透过持续不断、具针对性的开放政策，带动内地在过往四十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香港当然毋须照抄内地，毕竟两地情况截然不同，但共通点都是需要改革。港府理应效法内地对改革的执念，在经历反修例运动后来一次香港版“解放思想”，通过“思维创新”带动“政策创新”。

撤换无能官员　彰显管治新风

平心而论，港府未必不想做一个改革者，它最近确实有一些改革计划，但依旧给人“唔汤唔水”、理念不清的观感。例如特首林郑月娥在10月中《施政报告》中提出二百多项措施，包括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大规模收地建屋，呼应《香港01》长期以来的倡议。问题是，纵使当局在困扰香港的土地住屋议题上看似有所承担，但租务管制、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等同样有助撼动既得利益结构的举措却通通欠奉，根本无法让人相信，港府有决心帮助市民守住生活底线。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土地房屋只是其中一项。若要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具政治识见、懂得规划和执行的官员必不可少，可惜港府此刻却是庸官当道。反修例运动之所以爆发，深层次结构矛盾固然是主因，但主事官员无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例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没有妥善回应市民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合理忧虑，不断重复站不住脚的论点；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同样失职，包括拒绝采纳“港人港审”等理性建议，一味力挺有问题的修例草案，最终激发民愤。我们认为无能者不可能是改革者，倘若港府希望恢复市民信心，起码须撤换上述两名官员，让市民看到管治新风。

做好全盘规划　扛起改革重任

同样重要的是，港府必须就香港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重新作出全盘规划，在推动改革大业时展现领导力。提起领导力，不少人认为是对港府官员的苛求，但香港历史上其实不乏例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港英官员对深层次结构矛盾采取“无为而治”态度，结果酿成1966年和1967年两场大规模动乱。1971年上任的港督麦理浩不甘于充当普通的殖民地官僚，而是当机立断，展现令人惊叹的改革精神，全方位地改革市政。事实上，麦理浩任职十年半期间推行的改革是非常深刻的，包括大规模兴建公屋、开拓新市镇、成立廉政公署、实施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医疗服务等，这些改革都令香港面貌焕然一新，为这个城市发展成国际大都会奠定坚实基础。

在管治哲学上，我们不希望特区政府效法麦理浩之后的港督，把自由经济“发扬光大”，而是该就着香港的诸多弊端，提出具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方案，切切实实做改革者，在房屋、教育、医疗、安老养老等范畴作出全面而长远的规划，透过做好一次、二次分配，建立一个全民共享的社会。必须再三强调的是，港府并非没有本钱推动上述改革——我们不厌其烦地指出，香港拥有万亿元财政储备，有很多具备现代专业品质的人才，更不用说在法治、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拥有强大竞争力。对香港的改革者而言，改革并非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与不为的问题。

“从大乱到大治”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历史事实支撑的——内地“改革开放”建基于文革废墟，“麦理浩新政”始于“六七暴动”，两者皆是源于对改革的重视和执行。《香港01》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不久便指出，港府和市民毋须再浪费时间讨论是否需要改革，而是要认识到我们已进入改革的“执行时刻”，应该聚焦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香港能否以今次运动为契机，开始一段全新征程，端视管治团队究竟想做名垂青史的改革者，还是被历史湮没的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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