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政治年云翻浪涌 勤政兢业定风波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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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香港以极不平静的方式开启,元旦日港岛再现示威人海,但夹杂其中的暴力破坏,导致原本属“和理非”发声的游行活动罕有被腰斩,再次警示香港社会仍处于政治漩涡中,政府的“止暴制乱”之路未见终点。一波未平,香港还面对另外两股猛烈的政治气旋——一方面是立法会议事厅内的政治斗争持续上演,9月立法会选举前连场恶斗可期;另一方面,去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清晰展示中央不会坐视香港乱象持续,更不容许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三个因素交织之下,2020年注定是“政治年”,无论是政府、政客或市民,都必须谨慎面对,如若处理不慎,恐再激起更大风暴,最终只会是整个香港社会负上沉重代价。

近年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如何使社会虚耗空转,香港市民有目共睹,在这当中,民生事务屡遭蹉跎。在这新的一年里,摆在各位尊贵议员案头便有拉扯了多年的取消强积金对冲、垃圾征费,以至拓地建屋等事务。有言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但喧闹的立法会议事厅还容得下它吗?可以想像,对一众政客,尤其是泛民议员而言,更关切的是与中央“过招”,只是,除了感受到压力与萌生焦虑,大家又是否能够全面理解中央提出坚持与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的意涵?

元旦示威再现人潮。(资料图片)

眼下政治风波未了 化解危机软硬兼施

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社会动荡,迄今持续了逾半年,暴力示威尚未完全平息,虽然破坏商舖、“私了”等暴力行为已有退减及变得零碎,但也有恒常化的可能。近期,警方对公众活动的应对战术及执法力度有所加强,客观而言收到打击暴力之效;政府亦加强从学校等层面阻止青少年作出违法行为。然而,众所周知,这场社会风波成因复杂,政府使用“硬招”“止暴制乱”,只能治标,不可能治本。政府必须同时留意社会对此的反应和疑虑。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真正理解民意,以“软招”化解矛盾。警方除了要尽力保持专业克制,亦要多花心思回应社会各种质疑,或从善如流纠正错误,或尽力解释消除误解;又如教育界对政府施压感到紧张,忧虑造成“白色恐怖”,政府必须主动沟通及制订清晰指引,让老师们有例可依。

经历逾半年的暴力示威,无论是理论上或实际效果上,相信大部份香港人都明白暴力和“揽炒”不是出路,但也确实有不少人在情感上难以“割舍”,归根究柢,特区政府是这种吊诡局面的始作俑者。故此,政府要尽力化解暴力背后的民怨。例如许多人关注的“警暴”问题,政府固然不能因民情汹涌而畏言警队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性,但也不应忽视社会对警察“滥权”的关注,应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回应质疑。政府过去一直强调透过监警会这个机制可处理警权争议,监警会报告将于本月稍后出炉,社会正密切关注。如果报告未能满足民众诉求,政府是否已准备好下一步方案?

另一方面,示威者将街头抗争的政治动力转化成“黄色经济圈”,意图作为“长期抗争”的手段。政府已多次指出其不是,例如商务及经济局局长邱腾华反驳:“如果人人都画个圈,第一个受害就是画圈那个人。”的确,从经济角度而言,“黄色经济圈”内容粗疏且充满矛盾,不过,这个概念本就无法单从经济学找到解释,它其实是政治问题的延伸,政府要处理“黄圈”的问题,并不能只以经济论其成败,必须了解政治问题的核心,修补社会撕裂,方能真正戳破幻象。

香港政府责无旁贷。特首林郑月娥上周发表2020新年祝词时,一改以往一直强调香港有“行之有效”的制度,鲜有地提到政府除了要处理面前的困局,也要承认制度上的不足和社会多年来累积的深层次矛盾,似乎反映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能不顾民情,必须有更大的政治智慧。

政府不应忽视社会对警“滥权”的关注。图为831太子港铁站事件。(资料图片/余俊亮摄)

立会选举势掀激战 重启政改贵乎务实

反修例风波以外,香港内部亦有一股新的政治气旋正在形成。本年9月将会举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在现在壁垒分明的政治气氛下,建制派、传统民主派及新兴本土派的角力会更加明显。在去年底的区议会选举,非建制派夺去八成半议席,形成翻天覆地的政治动力,他们当然希望把气势延续至立法会选举。本届区议会有大量政治素人,他们的表现到底如何,很可能成为各大政党针锋相对的“战场”。无论对区议会大胜的非建制派,又或是求扳回一城的建制派而言,区议会的议题都可能成为立法会选举的“攻防”要点。

此外,承接当前的政治风潮,“重启政改”很可能成为立法会选举及下届立法会的重要政治议题,并刺激公众活动造势,甚至令不同政治光谱的政客和选民进一步对立。《香港01》一直强调,香港必须进行一场空前透彻的社会改革,虽然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并不会因为落实“双普选”就迎刃而解,但推动政改本身既是多数香港人热切期待,也是香港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课题,特区政府有责任认真考虑。

事实上,我们相信中央不会反对重启政改,但回归以来,香港在政改道路上不断碰壁,一而再再而三说明,政改必须建立在香港与中央的互信基础上。港人争取“双普选”的同时,不可能完全忽视中央对于在香港落实“一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客如果试图继续单方面强迫中央就范,不单不可能换来“双普选”,反而会适得其反。要实现政改,各界应该务实创造对话空间,进行有建设性的协商。

建派制于区议会选举大败收场,昔日为第一大党、原拥过百席的民建联,今次仅有21人当选。(资料图片 / 罗君豪摄)

中央重申治港原则 深度认识一国两制

随着陆港矛盾再度加剧,香港的社会问题显然无法单靠自己解决,中央对港政策也面临重大变化。新年伊始,中央即作出关于香港事务的重要人事调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骆惠宁调任香港中联办主任。这一任命因骆惠宁曾主政青海与山西,却在年届退休之时重上“火线”,同时开创了“封疆大吏”执掌中联办的先河而格外引人注目。

骆惠宁具备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而提升管治能力是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针对香港提出的要求,这不仅仅指向在反修例风波下全面暴露的深层次经济结构矛盾,还包括全面认识与推动“一国两制”。会议决定提到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其中具体指出了今后将着力于完善《宪法》与《基本法》的宪政关系、中央对港实行全面管治权,以及防止分裂国家行为等安全问题。

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解释及相关行动,与不少港人想像中的“一国两制”存在很大落差,如果双方不能务实消除误区,尤其是若港人继续无视香港的现实地位与宪制责任,继续无视“一国”原则下香港的政治红线,只会令陆港关系进一步恶化,让政治气旋变成风暴。

四中全会提出中央最根本的红线在于主权与安全问题。鼓吹港独,又或是“邀请”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香港事务,甚至吹捧“中美共治香港”,都是在冲击国家对香港的主权。四中全会又提出“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具体体现于维护中央在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曾详列属于中央的十项权力,都是《宪法》与《基本法》明文规定,并非石破天惊的新主张,亦反映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建基于国家宪法体系下,并非一些人所宣称的无任何限制。

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具备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资料图片)

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反修风波中跃然纸上的港独思潮,还有公然争取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无不是在挑战中央底线。不管香港社会是否接受,当中央认为香港社会的情况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必然会主动采取措施遏止。若港人不愿面对政治现实,甘愿以鸵鸟方式视之,继续沉醉于虚幻的政治想像,就只会落得“被规范”的下场,令香港受更大的损伤。既然港人珍惜“一国两制”,就必须全面认识它,杜绝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如此才可能在有限空间中尽量享有独特权利。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香港社会持续受高压政治气氛笼罩,不同持份者应该勇于放下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以理性对话和行动代替街头抗争。就政治人物而言,一众政府官员固然要时刻查找不足,励精图治;建制派也必须放弃盲从政府,立足于为社会构筑公平正义基石,重新建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版图;泛民主派则不能只懂空喊口号,继续沉醉于民粹政治,以求不被边缘化,而应该是回归初心,提出实质可行的政治倡议。另一方面,市民也必须认清香港的现实,拿出勇气放下政治偏见,务实寻找一个可行的出路,这样香港才能安然渡过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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