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廿一世纪的注脚

特朗普八年前第一次当选，结果不只出乎我们意料，也非美国以及国际媒体所能估及。当时我们如此评论：“任何的人与制度都会生病，民主也会生病……这世界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制度须随时代文化而调整；否则，昔日的优良制度反容易偏离正轨。”

四年之后特朗普竞逐连任失败，民主党老牌政客拜登取而代之，美国民主似乎充满韧性，一切好像要重返正轨。纵然国会山庄的骚乱意味美国还未病好，但同时意味特朗普反民主和暴力的真面目表露无遗。更多人关注的是他会否面临牢狱之灾，而不是四年后会否卷土重来。特朗普预告的红潮最终没有出现在中期选举，共和党人其时思考后特朗普时代的领袖谁属。

最终一场“估领袖”游戏毋庸发生，真正充满韧性的是特朗普而非美国民主。又或者美国的民主并没有生病，也非偏离正轨，特朗普再次当选才应该被视为常态。一次胜选可以说是黑天鹅，两次胜选还能算为偶然吗？四年前拜登之所以能够打败特朗普，是不是他才应该感到侥幸，能够趁着疫情下混乱百出乘虚而入？八年三场大选，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亚利桑那、威斯康辛和内华达五个摇摆州的得票率一次比一次高，谁都没有理由错把灰犀牛当黑天鹅。

美国知识份子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在没有人应该抱有任何幻想”，仿佛意味着在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前，她——以及其读者和追随者——原来只是活在幻想之中，而明明这几年来透过《民主的黄昏》和《独裁公司》两本畅销书，阿普尔鲍姆一直在启蒙美国社会民主的真谛。同样热衷扮演先知的耶鲁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由《暴政》、《到不自由之路》写到《论自由》，在今场大选结果出来之前还在预告特朗普会如何不认帐，如何撒谎。当看见民众一票又一票投给特朗普的时候，他只能宣布自己转投社交媒体Bluesky的怀抱。好像远离前称Twitter的X， 一切就会回复正常——他定义的正常。

美国精英失语　传媒自言自语

由知识份子、历史学家到政治学家，只要是反对特朗普、支持贺锦丽的，在大选之后几乎全都失语。就算是事后孔明，都没有人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难道民主党不知道美国去工业化、贸易全球化的遗祸？不晓得中年白人男性、铁锈带、郊区选民的处境和心理？拜登再老、贺锦丽再笨，都明白克林顿那句“问题在经济”的意思为何，所以这四年才会高举“美国制造”的旗帜，推出《建设美国、购买美国货法案》、 《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降低通胀法案》。

克鲁曼（Paul Krugman）整天到晚都在阐明民主党为什么较特朗普更能改善美国人的经济状况，但选民显然认为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上个月刚得奖的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一方面认为拜登政府已经开始为工人带来回报，另一方面却又归咎于民主党无法赢回他们的支持，令人无法理解他到底想说什么。

或许问题没有那么复杂。他们不会不知道拜登和特朗普的辩论直播在YouTube观看次数只是1200万，贺锦丽和特朗普的是1500万，但罗根（Joe Rogan）在大选前访问特朗普的点击率是5000万次，访问万斯和马斯克也各有1700万次。当贺锦丽拒绝上罗根节目受访，当政治精英仍然在翻着《纽约时报》来了解社会，而这份报章在大选后只能以“美国作出了危险的选择”为社评的时候，他们注定了不会掌握普罗大众的想法。

另一份大报章《华盛顿邮报》在特朗普八年前第一次胜选之后加上“民主在黑暗中死亡”的招牌，任谁都知道这次破例不为贺锦丽背书是因为贝索斯不愿得失未来总统特朗普。但他的诡辩即使是七分假，还是有三分真——传媒并没有得到社会的信任；背书不会改变选民的意向；报章只与精英对话，甚至是自言自语。

今日之世界非昨日之世界

卡特、克林顿和小布什对于当下美国必然感到陌生，就连奥巴马，他当选的十六年前跟现在亦已相去甚远。当年多少人是在电话上见证奥巴马成为首位黑人总统？而现在又有谁不是在电话上收到最新消息？智能电话和3G技术大约自那时候起开始普及，然后Facebook和Instagram先后在2012年和2018年达到十亿活跃用户。既然每个人也拥有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意见领袖，何以民主党和几份大报会自以为仍然能够主宰大众舆论？当八年前杰布布什和卡西奇轻易给特朗普除掉，他们就应该意识到美国大选自此不再关乎蓝驴子抑或红大象。特朗普即使用独立身份甚至是民主党名义出战，还不是一样会掳获人心吗？要不是马斯克出生于南非而非美国本土，四年后由他来当选总统，也没有人会感到一丝意外。

马斯克的百万大抽奖令选举赌盘相形见绌，民主灯塔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现在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更像是一场游戏，难为了CNN和ABC还能正经八百地举办候选人辩论。这不是要怪马斯克，也不是说特朗普的错，而是既然工资涨不上去，饭碗要给其他国家抢走，新移民又会带来不安感，何不赶上“特朗普交易”的快车，借着特斯拉的股价飙升赚个一万几千？一方面投票给贺锦丽，另一方面押注TSLA，可以内心没有任何违和感。

八年来三场大选，我们看到不只是美国的变化，更是世界的变化。由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到法国黄背心运动，以至是香港被新加坡和深圳迎头赶上，TikTok席卷全球，世界进入电动车时代，莫不是这股变化的表征之一。同一时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讲求高质量发展，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它们看似互不相关，却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资本逻辑的结果。在历史被宣告终结的九十年代初，正是现在我们所经历这股变化之滥觞。

苏联解体不但结束了短二十世纪，长廿一世纪当时大概已同步展开。中国加入世贸，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领导全球，曾经令人误以为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就是廿一世纪的同义词。现在回首，改革开放以至邓小平南巡的意义再明显不过。西方曾经坐拥象征武力的枪炮、代表贸易的船舰、意味民主宪政的笔墨，惟在后殖民，也就是全球南方年代，通通已不知道余下多少号召力。

二十世纪的香港面对廿一世纪的巨轮

修昔底德陷阱捕捉了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面向，但更根本而言，是不同文明的历史路径和和发展逻辑相遇——若非碰撞——于廿一世纪的当下。将来的历史学家回看，只会发现特朗普就是廿一世纪的注脚，纵然他可能是至为突出、极其鲜明的一个。而香港则是因循着上个世纪的结构和制度来面对廿一世纪的典型案例，在迷雾之中任由既得利益固化，害社会陷入躁动不安不只十年。

大江东去，没有人想被巨浪淘尽。香港现在表面平静，理应让政治精英有足够的空间辨清方向。霍布斯邦曾经如此寄语廿一世纪：“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然而，有件事情相当明显。人类若想要有一个明朗的未来，那不会是靠延续过去或者现在就能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那个旧基础上建立新世纪，我们注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亦即是不选择改变社会的话，就是一片黑暗。”延续过去，不正是靠传统优势“一招鲜、吃遍天”？改变，前提就是锐意改革，主动作为。新一份《施政报告》处处“说”改革，但如何“做”改革社会仍在观望，从立法会刚完成的致谢议案辩论更可见治港者莫衷一是。如果给㓥房改个名字、为公屋富户改个定义就能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这个世界上又岂会有折腾不休的社会？无情的历史巨轮不会吝啬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