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8】重读历届烛光晚会宣言 “六四”是香港本土的集会吗？

今年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大会宣言”开首作了以下提问：“这是谁的国家？是人民拥有的国家吗？”到最后又老调重弹地提出支联会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可是听毕这段话，却让人不期然想问：这是谁的集会？是香港本土的集会吗？

（本文原载2017年6月5日《香港01》周报第63期B06版，按此订阅周报。）

去年底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撰文回顾该会的历史，当中有一段写道：“支联会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组织，源于支持北京学运，本与港人没有直接关连”，可是近日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人接受《香港01》访问，又对“六四”事件作出下列评价：“不要当作不是香港人的历史，这是百分之百最本土、最香港人的历史”……那么在维园的烛光晚会，难道是与港人无关的组织举办的本土活动？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先得看看支联会成立以来的理念变迁。

从1990年起，每逢6月4日的晚上，支联会都会在维园举办悼念“六四”事件烛光集会。对于此项持续28年之久的活动，大家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参加者数量多寡，或者带主观意见地做出“行礼如仪”一类空泛的概括性论断。如果我们想深度分析这场晚会的意义，那么其中一个适合的切入点，或许是重读历年集会诵读的“大会宣言”。除了1990年的一周年集会外，支联会于及后各届晚会都会宣读一段“大会宣言”，只要细心咀嚼这批文字，就可以看到它其实经历过五个阶段的理念转变。

理念转变分五阶段    主次排序因时而异

第一阶段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在承认“香港的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前提下，起初几年的“大会宣言”一方面是循序渐进地先争取五大纲领的第一项——“释放民运人士”，另一方面又呼吁群众为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做好准备。1994年的五周年“大会宣言”最能反映此种取态，其内容是先报告奋斗成果：“很多民运的领袖们，都在全球，也包括我们的压力下得到释放”，然后首次提出了“跨越九七”的命题。这个概念于1995年被阐释为“进行合理、合法而持续的抗争……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在1996年更有历来最长的“大会宣言”，详细回答十条“关于支联会如何面对九七、跨越九七的问题”，以团结出现信心危机的港人继续支持中国民主。

第二阶段是香港回归后到2002年。这阶段的“大会宣言”一直强调回归后的香港是中国一部分，所以香港人有责任参与争取中国民主，而随着和“六四”年代距离愈来愈远，这主张亦连带引伸出教育新一代香港青年“薪火相传”、“接好民主棒”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香港政权从英国过渡回中共之手，支联会的活动逐渐遭到打压，包括1997年市政局不批准集会及国殇之柱巡回展览、2001年《财富》全球论坛举行期间警察扣押支联会义工及宣传车等，于是“大会宣言”不时借此指称香港人权自由面临威胁，但严格来说尚未触及本地政治改革的问题。

第三阶段是2003年到2008年。受到《基本法》23条立法与2007、2008年双普选争议的刺激，“大会宣言”开始提倡香港本地民主改革，像2004年时说：“香港民主运动是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支持和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对支联会来说，这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而该年“香港”一词的出现频率更是初次超越“中国”。与之相对，在中国问题上“人权”与“结束一党专政”被摆到较重要的位置，至于“六四”事件里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元素被放大，而促请中国政府的释放对象亦从“民运人士”扩阔去到“维权人士”；诸如“反官倒”、“反腐败”、“维权”等一类概念，全部都是2006年以后才出现在“大会宣言”之中。

第四阶段是2009年到2014年。刘晓波的姓名与他在2008年底发起的《零八宪章》，成为这个阶段“大会宣言”的两组关键词，2010年的21周年晚会还直接以“释放刘晓波，支持《零八宪章》”作为主题之一。而且也是在这一阶段，支联会暗示过香港问题处理次序可能应该先于中国，例如2010年、2014年的“大会宣言”便分别说：“我们除了要警觉内地的专制独裁，更要警觉中共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打压”、“中共专政的魔爪在香港也愈抓愈深……香港的出路首先在于抵抗这魔爪，捍卫香港的自由、人权、法冶和争取真普选”，这种行文用词与此前明显有一些区别。

第五阶段是从2015年至今。一般认为经历雨伞革命以后，随着本土意识擡头，“六四”纪念活动都得迎合这股趋势才对，不过从过去三年“大会宣言”映照出来的情况，居然却是完全相反。2015年晚会程序虽然加插了会众齐唱《撑起雨伞》环节，但于“大会宣言”里则只字不提“占领”、“雨伞”，对香港情况亦仅以一句“民主进程前程未卜”轻轻带过；去年与今年的“大会宣言”有关香港本地局势篇幅同样不多，且未言及旺角骚乱或者林郑月娥拒绝重启政改等事，自然惹来各方斥责。考虑到上一阶段支联会明明已经隐约察觉到中、港优次前后的问题，近几年“大会宣言”对相关内容着墨不多更让人难以理解。

无论如何，“大会宣言”以上五个阶段的转变，至少可以证明支联会亦非尽如近年某些人批评那样守旧顽固，它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中国与香港局势适时进行调整。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那更应该是它于中、港主次排序始终欠缺鲜明立场，妄图左右逢源同时抢夺“爱国”、“本土/香港”、“民主”等领域的话语权，所以其骨干成员才会一边说“百分之百最本土、最香港”，另一边又说“与港人没有直接关连”；可惜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令人觉得支联会与“六四”集会的方向模糊不清，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目标呼应中共口号   接棒培育力有未逮

回到“大会宣言”内容，它的文字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特色，那就是经常将其目标与中共政权同期口号作出对照。1992年初邓小平于南巡讲话重申其“改革开放”路线，三周年“大会宣言”便针锋相对地说：“只有民主的中国，才能确保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能够成功，才能使中国人民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后来温家宝于抗日战争60周年提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习近平上任倡言“中国梦”，两者亦分别被2005年、2013年的“大会宣言”挪用成为“以史为鉴，平反六四”、“唯有民主的中国，才是我们的中国梦”。这种表述方式或许能逞一时之快，但也给人一种处处对着干的感觉，客观上等于拒绝与中共政权对话交流。

另一方面，支联会虽然老早看到培养下一代青年的重要性，然而实际工作成效有限。2000年的11周年“大会宣言”指出：“对于年青的下一代，‘六四’更非他们的亲身经历……‘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是当前的急务”，而随后两年晚会又分别以“毋忘六四，薪火相传”、“年青一代，齐来参与”作为主题，并且设立“支联会青年组”吸纳年轻港人成员。

尽管如此，近来陆续有本地大学生团体退出支联会和拒绝出席烛光晚会，足以表明上述努力仍未足够，以至前年“大会宣言”也不得不承认：“回忆的淡忘恐成为今天新生代对‘六四’屠杀的表态”。

支联会举办烛光晚会的原意是透过“六四”事件联系中港两地人民推进民主进程，可是这又须建基于香港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但在今日“中国”等同中共政权的政治现实下，相当一部分以年轻人为主的香港人却拒绝接纳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面对此种矛盾，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当中，“结束一党专政”让其抗拒与中共政权接触、“建设民主中国”让其无法争取青年本土派支持，乃酿成今日支联会“两面不是人”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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