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那一代小学生的香港六四：六四的事就是香港的事

“将来香港人如有什么摩擦，应该记住曾经共度过那么一个日子。”这是28年前学运期间，专栏作家梁玳宁写下的话。
她笔下的那个“日子”，是这弹丸小岛上连续多场动辄百万市民参与声援北京学生的大游行，也是那个连小学生也懂得讨论家国情怀、会用“输咗𠮶个做李鹏”来玩捉迷藏游戏讽刺时弊的年代，更是香港人在支援整场爱国民主运动中，找到不再是“经济动物”的自我价值、呈现跨越地域和政治的团结友爱、重拾追求民主自由原动力的永恒时刻。

28年，忘不了的，年月也许会蚕食，大学生说“六四”不关香港人的事，又问港人要悼念到何时。时光倒流至28年前，那一代的香港小学生，有著另一番的“六四”经历。

叶宝琳：社运人士 当年9岁 就读小四

对小四的叶宝琳而言，“六四”是那年的春夏之交，父母用新买的录影机默默把所有新闻片段保存下来，每隔不久就翻出来重播一遍又一遍，他们叹气，眼湿湿，但从不言语。

“六四”也是当年的5月27日，母亲带她去跑马地的“民主歌声献中华”，说是看明星。她懵懵懂懂地坐在草地上，学着人群高呼一些不明所以的口号，她没问为何，母亲也没解释。

“六四”更是天安门清场后的一个早上，她家楼下的屋苑街市突暂停营业，外墙挂满巨型黑布条，写着“罢市”之类的白字，还有些愤慨的字眼。她回到学校参加早会，老师们站在台上无声哭泣，校长呼吁大家裁剪新闻报纸寄回乡下，还嘱咐要用信纸把剪报包起，以免被海关截查。她想到电视机闪过的天安门、坦克、解放军等画面，知道肯定有大事发生，但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大事，更不知道是多大的事。

那些模糊的印象，就是她儿时对“六四”的认知。至1997年回归前夕，社会沉浸在身份认同的讨论当中，“六四”事件再度引起热议，适逢《天安门》纪录片在新华戏院独家上映，就读预科的叶宝琳，被凡此种种吸引入场观看，当看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学生一幕，她忍不住泪如雨下，儿时的记忆被唤起，出了电影院后不久，她便到图书馆去“鲸吞”相关的旧报纸，一点一点地重新认识“六四”，继而受“六四”启蒙参与社运至今。

问：当时你哭什么？

叶宝琳：有种朴素的悲愤，替学生们的付出感到很不值得，那种单纯的爱国情操，还有推动社会变革的美好盼望，都值得被肯定，但政府最后却那样杀害自己的人民，我更觉得身在香港的我们，有责任要去延续当时大家的共同追求。

问：但年轻一代说“六四”不是他们的事，他们没有责任去传承？

叶宝琳：如果从人数上来说，我也觉得我们那一代“小学鸡”，似乎是会受“六四”启蒙而参与社运、从政、投身传媒的最后一代。对于年轻人的新论，虽然我也常有无力感，但香港和“六四”的关系确是真实存在，有了当年对“六四”的参与，香港不再是只为钱奔波的“文化沙漠”，我们有了希望社会变革的追求、懂得跨越立场互相团结友爱，那些美好，香港都曾经做得到！

陈家乐：支联会义工 当年8岁 就读小三

陈家乐的“六四”记忆，是医院。他从小抵抗能力较差，每隔几个月就要入院留医，而“六四”期间，他都是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儿童病房度过。那时病房的一切美好得像迪士尼乐园一样，电视机永远只播放卡通片，一播到新闻护士就会马上转台，连晚上的消夜分量也十分丰富，大家吃饱就睡。如果不是那个凌晨，他还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了。

6月4日的凌晨，所有病童熟睡，陈家乐起床如厕时，发现本应关着的电视机竟全被打开了，在无声地播映什么，旁边围着五六名医生和十来位护士，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有的护士还边看边拭泪。陈家乐走前一看，电视画面上有坦克、军人、着火的大街，他摸不着头脑，此时有护士发现了他，随即打发他回床睡觉；翌日醒来，病房又恢复往日的欢欣笑语，没有人提起昨晚发生过什么事。大概到放暑假时，陈家乐才可出院回家，偶尔听到长辈碎语提起“坦克”、“军人”、“好激气”，每当他试图竖起耳朵打听打听时，长辈们总会恶狠狠的抛下一句“细路仔行埋一边”。

那些闪烁的片段，加上这个无形的禁忌，“六四”对陈家乐而言，不太能提起他的兴趣，同样是在那人心惶惶的回归前夕，“六四”再引起关注，他才从新闻中得知有数以万计的人，每年会都去维园悼念“六四”。直到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争议，陈家乐忽然惊觉那一年可能是香港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最后一年，翻查资料后，他对“六四”有了不一样的认识，甚至多了一份有温度有热忱及有“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后来不但参加烛光集会，甚至还加入支青组做义工，总觉得有一身蛮力，应为那些无辜献身的学生们做点什么。

问：现在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陈家乐：意识形态上，我已经比较倾向本土了，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但我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问：那“六四”还关不关你的事？

陈家乐：我认为“邻国”的事与我无关，但“六四”不只是“邻国”的事，更是香港甚至全球华人共同向往的民主化的心愿，所以“六四”仍然是我们大家的事。我的心没有其他人那么大，没敢想要去建设民主“邻国”，但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坚持，而毋忘六四就是最基本的事，“邻国”愈是想我们忘记，我们就愈不能中了它的诡计。

江贵生：民协深水埗区议员 当年7岁 就读小二

江贵生的长辈都是颇典型的香港人，他的父母只求安稳生活，从不过问政事，外家亲戚则相当向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拥护政权的立场鲜明。1989年5月底的一天，不知何故，姨妈竟带他去跑马地马场，和很多人一起“野餐”，他还在离舞台很远的看台上拍照留念，像极今天的“打卡”。

在场的人群时而歌唱，时而高呼，但江贵生通通没参与，只觉得好奇，但也没上心。多年后，他才知道那是“民主歌声献中华”。“野餐”后不久，他听到父母谈论移民加拿大的事，偶尔也有亲戚提及“如果不死那些人，大陆就没法好好管治”的论调，但他都不知所以，他们家就在恐惧的“移民潮”中度过1997年，移民一事却不了了之。

直到18岁那年，他翻开一本封存在家中已久的画册，看着那些染血的照片，才开始认真探讨及思考“六四”是怎么一回事。2003年，江贵生对特区政府“硬销”23条立法的手法愤愤不平，他想起那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愈想愈觉得港人反对立法的经历，和学生们力求变革、追求公义的场景相似，故决心要参与社运，及后更踏上从政路。

问：六四的精神是什么？

江贵生：是去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国，两地人民的命运是紧紧扣连，大家都面对同一专制政权，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唯有推动制度上的改革，才能改变当下苦况。

问：年轻一代似乎只关心“伞运”而不顾“六四”？

江贵生：“六四”和“伞运”的过程不同，但结局是一样，我们的政治能量都迅速被消磨，人们又变回政治冷漠，大家也没好好整理总结这两场运动的经验，当时的学生没法交出答案，我们这代人就要去找答案。

陈景辉：社运人士 当年7岁 就读小二

陈景辉和上述几位六四“小学鸡”的经历不同，他对小学老师在台上高唱疑似是《血染的风采》以支援学运的印象并不深刻，直到中学某年，他才在回归前夕社会热烈讨论“六四”的氛围中，对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找来《天安门》纪录片的影碟，边看边寻找自己想从中得到的情怀，比如对那些矢志争取民主的大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再后来他出席了维园的烛光集会，同样得到了那股悲愤情感的宣泄，甚至决定要以与逝者同在的心情，每逢“六四”就绝食。

曾有一段时间，陈景辉对“六四”的认识，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都停留在遥远的天安门广场，或是那一幕幕血腥的镇压画面，后来他受资深传媒人梁文道一篇文章的启发，才觉得我们似乎遗失了当年倾情参与“六四”的各种收获，故潜心扎进旧报纸堆里，尝试拾回那块属于香港的六四图画，并整理成《从支援中创造──有待相认的八九香港》小册子，他还发起本地导赏团，尽力把“六四”的焦点从北京回归香港。

在旧报道中，他看到“吾尔开希”在那个时代对香港其实别具意义，有作家形容“吾”是“我”，“尔”是“你”，“开”指“打开”，“希”指“希望”，即“你我携手一同为中国打开希望”。在旧文字中，他也看到1989年5月21日的那场首次有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过后，有作家引述当时示威者的谈话，写下“将来香港人如有什么摩擦，应该记住曾经共度过那么一个日子”这样令人动容而难忘的字句，那些都是属于香港的六四。

他一来想重组港人的“六四”经历，强调我们在支援运动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属于香港人的主体身份、并且影响着我们的未来；二来想回应当下的“切割论”，突显那些“理据”的薄弱、荒谬和扭曲，因为“六四”本来就别具本土意义。

问：“六四”本土在哪里？

陈景辉：“六四”对香港的反专制精神具有奠基性的影响，令当时的社会运动及政治文化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香港人原本被视为赚钱至上的“经济动物”，但在支援学运期间，却展现出对民主和自由的热切追求，那时的香港很有希望，也很美丽，大家似乎找到了一套属于我们的生存价值，可以告别那个恐共冷漠的过去。

问：那都是“六四”的过去，你怎么看“六四”的将来？

陈景辉：以前看待“六四”，都是停留在政治立场上的思考，比如支持学生、中共有错，但如今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在那个时代中，那场空前的占领运动是如何迅速被组织起来，那些经验又会怎样帮助我们推动未来的社会运动，方能重组那条民主轨迹。

那一代的香港小学生，在那个时刻都或多或少地参与构建了属于香港的“六四”，但由于当时年纪尚轻，并没有太多亲历的震撼，反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透过传媒的报道、社会的讨论、师长的教育、以及年年点燃的维园烛光，得以重塑对“六四”的认识以及悼念的意义，因为那点真理、那个理想，需要永远地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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