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97．上】两个被消失的毕业礼：我6岁遇沙士、12岁猪流感

1997年，主权移交的那年。导演王颖交出一部探讨回归的电影《中国匣》（Chinese Box）。Jeremy Irons饰演一名身患绝症的记者，为与英治香港共度死生，放弃回到英国治疗。在众人庆祝回归的元旦舞会上，他目睹一名青年（张锦程饰）当众吞枪自杀，以死抗议香港回归中国。
死与生交织，假如诞生是归来的一种。1997年有63,500名婴儿出生，与香港回归共同诞生，如今陆续满20岁，彭慆是其中一个。他就读知专设计学院的视觉艺术与文化高级文凭课程。毕业作品是“字画像”，用密密麻麻的毛笔细字砌出自己的模样。或言说，或书写，或绘画，他未满4份之1的人生。

个人即政治　填满文字的“字画像”

湾仔职训局大楼画室放满不同学生作品，不只画，木工设计品、颜料、画笔随处可见。彭慆顶着光头，外号“猩猩”的他还真有只猩猩公仔，占据画室一隅。桌上的黑色平板电脑贴有“我要真普选”鲜黄贴纸。翻开他的记事本，写满单词、短句，是他为创作自画像所做的自由联想练习。其中一页是这样的：从“我爱香港”到“蓝丝黄丝”、“连登巴丝”，再一下子跳到“痴住蜘蛛丝”。

“最初谂到乜就写乜，主题是自画像，又想加少少政治成份。老师提议：不如直接将写过的字画到自己身上，填满一张自己的脸。”他又说，喜欢出名政治意识激进的本地艺术家杨秀卓。前一秒说“我想学佢”，下一秒即犹豫起来，喃喃道：“我太年轻了。阅历所限，比不上他的作品那么有力。”

彭慆要写出极细小的毛笔字，不能太大动作。仿佛只有手指在动，他呼吸缓慢，整个人有如入定。“其实我自小患有ADHD（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做任何事都很难坐定定。唯有画画，能令我安心、专注去完成，是我自觉最擅长的事情。”

沙士阴霾入读小一　画画识朋友

2003年，彭慆6岁。那年香港有299人死于非典型肺炎，包括医护人员。他当年也许不知道谢婉雯医生的付出，只知道受沙士影响，幼稚园毕业礼取消。还好疫情在小一开学前结束。“最初我不知为何，某天起出门便要戴口罩。每次母亲拖我手出街，我觉得呼吸困难，每隔15分钟就问她一次：可唔可以除口罩啊？当然不准。”

彭慆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社工，可说是书香世家。父亲虽然只期望他做个好人，但家庭管教并不宽松。为了方便儿子入读直资名校陈守仁小学，举家从天马苑搬到奥海城。然而，彭慆小一确诊ADHD，小二后为应付繁重功课，不能落街跟其他小朋友玩，放学回家直接温习、做功课。唯一的娱乐是电视机。每个年代的小朋友，总会着迷日本动画、特摄片。彭慆喜欢看《超人佳亚》、《蒙面超人古迦》、《蒙面超人亚极陀》。母亲却拿出遥控把电视关掉，说画面血腥。虽然如此，小三时成绩仍然大跌，他难忘父母的失望之情。

【生于1997．下】伞运为启蒙、弃玩FB的一代　对未来只能灰机？

上帝关掉你一道门，同时会为你开一扇窗。他放下画笔，稍稍回想过去。“小学是名校，同学之间竞争很大，他们不知道甚么是ADHD，但见我成绩低落，上课坐唔定，被老师责罚，便视我为异类。有时忍受不住，会跟他们打架。”

忘了难听的说话，忘不了难受的情绪。直到他拿起画笔，凭此开始结识朋友。小一的美劳课习作是圣诞画卡，他的功课拿到90分。同学开始知道他画画厉害，要求他画当时流行的蜘蛛侠。笔记簿上的蜘蛛侠栩栩如生，同学惊叹，盛赞蜘蛛侠的头画得最神似。彭慆说的时候，神情仍有一丝得意。

对京奥无感　中港矛盾与自我矛盾

1997年出生的年轻人，不但已全然脱离英殖年代，更在年少时已经历北京奥运、反国教、雨伞运动等大事件。这些事件如何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08年相信是香港人对中国认同最高的一年。那年北京举办奥运会，香港人在电视机前看新场馆“水立方”、“鸟巢”矗立。圣火传到香港，艺人、高官持圣火走遍港九新界，港人与有荣焉。彭慆自言年纪尚小，当时读小六；加上本身不擅长体育，对奥运竟然无感。“我觉得，鸟巢设计都几好睇。但没有令我突然觉得‘Yeah我系中国人’。”

中港议题，任何一个方面皆能成为热话。彭慆记得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自己虽未走到前线，但他明显反对国教。他恐惧课程会将自己洗脑，变成和大陆人一样；沉吟半晌，却推翻自己：“这样说又不大好，说得自己高人一等似的。”

言谈间，他明明讨厌大陆自由行游客来港，随处吐痰、声大大等“恶行”；但他中四曾经到四川参加交流团，发现大陆学生除了十分服从命令外，其实言行举止与香港学生无异。他担任交流团其中一个组长，无论决定有几不理智，他说没有大陆学生会质疑决定。“可能只是大陆游客特别横行霸道？我不知道。”

失去两段毕业礼的童年

令他印象深刻的，不是奥运，而是奥运后一年的香港。好不容易小学毕业，遇上猪流感侵袭香港。政府隔离湾仔维景酒店的住客7日，曾被电视台取材拍剧。受疫情影响，小学取消毕业礼。他搔搔光头，叹道：“97年出世的我们都算倒霉。03年读小一撞正沙士，09年中一撞正猪流感。两个阶段的毕业礼都取消，感觉总是缺失了甚么似的，当时我真的觉得好难受，单纯为不能去毕业礼难受。今天再回想，亦会为在沙士死去的香港人觉得难过，是自己童年时一件不幸的大事。”

可否为这段97年出生的人共同经历的童年下个小结？他给出一个苦笑，说有时和同年的朋友谈起那些被取消掉的毕业礼，其实也不能归纳出甚么道理，只能互相自嘲不幸。20岁的人生，仍然继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