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Short评】行山前做足准备:放下打卡心理、拒绝人类至上

撰文: 吴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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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兴遁入大自然。“新手十大行山路线”、“隐世秘境大瀑布”的报导不时在脸书上pop up;近年热爆的大东山脸书上更有67,219次打卡。同时我们也看到恐怖画面:大东山的芒草田被踩出一道道深坑,菠萝山变成“垃圾山”,露营完后有人竟即抛弃整个营帐。我也想起近年的新闻:某屋苑住客投诉水池蛙鸣、亦有人坚决拆掉筑在屋簷前的鸟巢。部分香港人眼中的大自然,是自拍的布景板,玩乐的场所,但带来麻烦时则把它扫走,像一件货品玩完就退掉。

为此我也有反省——在香港长大,我们是怎样跟大自然相处的? 我自小怕昆虫,记得幼时有只簷蛇爬进厕所洗手盆,怕得要命,本能反应就是杀死它。在不知用什么凶器下手的时候,结果选了水淹。或许听来残酷,但从小的确被如此教导——闯进家里的苍蝇、蟑螂、老鼠是入侵者,必须拍死或毒死,还可顺道训练手眼协调、反应速度。

山上人太多?破坏也多? (李泽彤摄)

环境教育只是“附设课题”  不是课程重心

我们又是如何接触所谓“大自然”?记得中小学,在车上必唱“12只恐龙去野餐”的大旅行,是去“都市绿洲”沙田公园、或去曾出现村民反收地泼粪的元朗大棠乐园BBQ。而触及“生态”或“环境”的教育,我只隐约记得那只在实验室被我一刀切开的青蛙、地理课上为阅读河流形态而出的field trip。有关自然或生态的学识被不同学科所切割,再以生物、地理、科学等专科视觉解读,但却拼凑不了一个完整,也无从明白那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为何。

现在高中通识科有触及环境生态的“能源科技与环境”内容,仅为课程六个单元的其中之一。小学的环境教育也不算理想——在苏咏梅和郑雅仪所写的论文〈香港小学环境教育的发展与挑战 〉(2011)就写到:“由此观之,创建绿色学校、以跨学科的课程模式和与非政府组织配合推行环境教育活动,是香港小学推行环境教育的主要措施。但无论安排什么活动,环境教育对普通学校而言,通常仍只是附设的课题,一般都不当为学校议程的首位……”作者又指,上述的活动多属一次性、短期及独立的学习活动,认为长远来说此等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环保态度及行为效用不大。

是怎样的心态,令人们会在郊野中留下数百年才会分解的痕迹? (李泽彤摄)
野生动物不是“侵人者”,人类才是露占他们原居地的外星人。(李泽彤摄)

英学校胶袋埋入泥土实验 贴地明白环境影响

      那香港的环境或生态教育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学校学到“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在生物科学识两栖类的名目特性,但在家却会为只闯入的昆虫而抓狂?到山上把垃圾随手一丢?或许我们要明白的,更是这些知识跟生活如何结合。美国环保署强调“环境‘教育’不只是环境‘资讯’”,认为环境教育教导人民如何透过批判的思维权衡不同角度的议题,并且强化他们的问题解决/决策能力。

    英国也因其Eco- Schools计划成熟而闻名,当中学校不视永续或生态教育为“附加单元”,而是融入到不同学科如语文、体育、宗教等。在一份对英国Eco-Schools的个案研究中 (载自《节能减碳教育:国际观点与案例》),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多样化且贴近生活——如学生会进行将纸袋及胶袋埋入泥土的实验,数年后打开发现胶袋完全不能分解,受访同学指“我们不会再用胶袋了”;有学校亦会跟社区合作,如跟长者一起经营社区园圃、编印《永续食物采购指南》分送给社区等。

港人若明白众生平等,人类不是宇宙中心,才能真的跟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罗君豪摄)

众生平等 须尊重世间万物

    所谓“环保”的概念其实很年轻。 1962年美国作家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揭示杀虫剂对环境生态的害处,在社会激起千重浪。19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才纷纷订立环境政策、设置环境保护机构等等。但至1990年代初,一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 才 开始受到质疑。挪威生态哲学家Arne Naes提出“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的理论,认为人类一向以自己为世界中心,作出牺牲生态的发展决定,妄顾地球的其他物种。他相信万物彼此相依,众生平等,人需摒弃自己为宇宙中心的执念,才能直正对正当今社会的病因。

     香港人也应反思自己为地球中轴的想法,明白大自然并不是为服务人类而存,所以不应表现像付了钱就趾高气扬的顾客。或许当我们了解草木皆生命、人类在整个地球演化的历史中连一根鸿毛也不如,那或者下次有鸟叫虫鸣时就不会忙于投诉管理处,在郊外露营时也不会留下几百年也消化不掉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