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人听见囚友自杀决意改过 出狱路难行成无家者 职场尝冷暖
在简陋的监房里面,阿甘(化名)听到来自隔壁囚友痛苦的呻吟。他知道那是一个人被缠颈时发出的呜咽和最后挣扎。那一刹那,阿甘才惊觉原来生死就在咫尺之间。他彻夜难眠,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从那天开始,阿甘思考自己的人生,并决意行出重生的一步。但他没有想到原来步出牢狱之后,前路还是这么难走。
文:李碧玉(注册社工,同路舍个案工作员)
编:吴兆康(注册社工, 同路舍高级项目经理(复康及全人发展服务))
同路舍系列之七
更生人士出狱后首当其冲遇到的困难就是住屋问题。不少更生人士没有积蓄,出狱时一贫如洗。在同路舍接触的个案中,刚出狱的人士全身上下只有400、500元现金,若单身人士欠缺家人支持,难以负担高昂租金,恐怕会陷入无家的困境。而职场上和社会上对更生人士的偏见更是根深蒂固,窒碍他们工作以赚取收入。环环相扣,令更生人生出狱后的生活困难重重。阿甘就是这样变成无家者。同路舍在过去一季接获社福机构转介更生人士共占15%,数目不多,却也不少。他们没地方住被逼露宿,难以找工作、过新生活;但若他们投靠昔日朋友,或会令走回头路的机会大增。
童年饱受赌徒双亲家暴 十一岁离家出走
自懂事以来,阿甘就看著父母在赌海中载浮载沉;妈妈经常在家打麻雀,爸爸则在赌场流连。生活拮据,三餐不稳定。小朋友应享有的权利,亦被家庭问题剥夺。眼看著同班同学有家长的爱护,自己却连基本的照顾也欠奉,阿甘只得无奈。他小学时已开始做童工赚钱,为家庭帮补生计。不过付出的努力并没有换来父母的赞赏,反而在他们每次输钱或心情不好时,都会视阿甘为出气袋。一次又一次的责难和暴力,最终令年少的阿甘心灰意冷。十一岁那一年,他决意离开这个徒得空壳的家。“食饭要靠自己;命运要自己创造。”阿甘说要不是有这一句话支撑著他,这么多年他肯定熬不过。
话虽如此,但年少的阿甘又岂能自此一帆风顺?他从未感受到家庭的爱,内心相当脆弱。而缺乏社会经验,生活更是处处碰壁。穷途末路,阿甘被招揽加入黑社会。在跑江湖的日子里,他有吃有喝,而且大佬看似相当关心自己。可惜现实并不像小说般只有奇情浪漫,阿甘后来被出卖,辗转进出监狱数次。人生大部份时间也在狱中渡过, 他也忘记了到底是多少年。他更没想到在牢房里那个听见隔壁自杀的夜晚会是自己改变的契机。
离开监狱一贫如洗 被逼露宿街头
出狱后,阿甘决心找“正行”,但在这之前,必先要处理好住宿的问题。更生人士在经历了牢狱并承担责任离开监房后,惩罚似乎并未完结。没有充足的金钱,亦没有社区及家人支持。不想再次与不良朋友同行,但就此也就失去所有支援。阿甘不幸被逼在街头露宿。很快他学懂了要“醒目、识走位、识攞野”,例如要了解社区资源网络,熟习平日慈善团体出现的地点及时间、避寒中心资料、申请服务的程序等。
虽说阿甘身型健硕,但流落街头的日子,每天也担忧受怕。一开始时他会在晚上寻找天桥底的空间或躲在大厦的楼梯间睡觉,慢慢他发现就是要找到“同声同气”的人聚居在一起,才能减少被人抢东西及欺负的机会。然而这种不安感,令阿甘警觉性很高,当时每晚都不敢熟睡,精神状态很差,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自我污名严重 职场上见尽人情冷暖
过了一段日子,他开始熟习、状态转好。阿甘才开始思考工作的可能性。可是他提笔写履历时,这空白了十年的时间,又令他却步,不知道应如何撰写求职申请表。他相信,没有人会再愿意去请一个坐监坐到脱了节的“监趸”。这种自我污名(Self-stigma)一直缠绕著他多年。外人或许不能理解压在他心头的压力:每次面试都好像在提醒阿甘曾经犯事、
曾坐监的事实。就算后来阿甘终于成功入职,跟师傅学工艺、做珠宝行业、找换店等,但过去的身份就像是烙在皮肤上的印记,过了一段时间总会被同事揭出来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职场上的不公对他造成沉重心理压力,即使勤奋工作,他依然难以融入及适应工作环境。
阿甘深明,这都是社会上的标签效应 (Labelling Effect)作怪。 他感谢不少社福机构给他的援助,但这也成为他最大的矛盾。当同事知道他是从某些社福机构转介过来,他们就会以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他,对他的态度随之然改变。
还记得同事们未知悉阿甘曾坐牢时,会同他打招呼,食饭会有讲有笑,但当他们知道阿甘的过去时,同事吃饭只会叫其他人,也不会同他聊天,连眼神也不会望他一眼。早上阿甘会如常跟同事们打招呼,但却不会得到任何回应。这些事情阿甘在不同的职场都曾遇过,多年来他看尽人情冷暖。或者这些细微的东西就像一根根幼针,一次两次刺到皮肤不会很痛,但久而久之会留下细孔,伤口很难痊愈。亦因此,阿甘多次向社工表示“请不要用你机构的名义,介绍工作给我,我不想被人歧视。”
幸好阿甘在社福机构的帮助下得到其他机会,才能慢慢复原。他这天带领一个导赏团,向参加者介绍深水埗每条街道的变迁。他语重心长地向参加者说:“你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将来前途一定比我好。如果他朝有一日你有权力,记住要留一些机会比你们差的人。”
希望以过来人身份 关心仍在无家状态的街友
阿甘现在除了带导赏团外,在闲暇时,也会回去大角咀及深水埗探望熟识的街友。他庆幸这里的朋友从不会带有色眼镜看待他的表现。同时,他希望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关心仍在无家状态的街友。有心灵上的依靠,是阿甘能够重新融入社区的主要因素。住屋问题与更生人士的新生活息息相关。不少更生人士没有积蓄,出狱时贫穷而且缺乏工作能力,容易掉入无家的状况。
就业及工作环境遭歧视 更生人士面“三重惩罚”
除了住屋问题,更生人士(特别是曾在囚的更生人士)亦面对就业困难。他们普遍学历较低,并且可能已离开就业市场一段时间,因而令他们重新求职时缺乏竞争力。阿甘面对的,还有最重要的歧视问题,更生人士在就业时面对因为其曾经有“案底”而遭到歧视,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变相成为其犯事被法庭判罚与判监以外的“双重惩罚”;而更甚,被工作环境内外的人得悉致使再遭受歧视,形成“三重惩罚”。
我们期望政府增拨资源,加强刚出狱的更生人士“持续性”住宿服务,同时加强在囚人士的就业技能训练,让他们出狱后较容易与外面社会接轨。政府、公营机构及由公帑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亦应带头检讨其招聘政策,提倡聘用更生人士。除被社会界定为敏感部门或职位外,不应在招聘过程中以求职者是否有刑事纪录作为是否予以聘用的考虑点。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恐怕更多像阿甘的更生人士会跌入无家的状况。当他们被逼睡在楼梯间或者废置地,我们将更难看见这些朋友,为他们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