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保人兼作家张婉雯 日常琐事变新作 力证“了解比标签重要”
在这个仿佛只可谈“lesser evil”、无力改变政局的年代，社运和写作，同样看似无用。然而动物权益团体“动物地球”干事、作家张婉雯，却仍然在网上撰写动保文章，并即将出版新小说集《微尘记》。“无论社会发生了多少荒谬的事，你总要找一样东西令你保持镇定。”她说。
于是她走在街上，随时收集起路人的对话、捡起旧告示牌的那句“小草青青 手下留情”、记住旧区街市的风景……然后把这些写成故事，让人在尘埃中发现阳光。
身为作家，张婉雯曾经怀疑出版小说的意义——书店的书如此多，再多一本又有何用？在2005年开始，她投身动保运动，少了时间写作。多年来她反对动物买卖、提倡取缔捕兽器、要求渔护署设监察机制防止滥杀动物……她说自己几乎忘了文学。但慢慢地她发现社运的局限——人人各自表述，不谈感受与同理心。“很容易标签了你是黄丝，你是蓝丝，但其实人除了你见到的这一面，还有很多面。”她说自己有时也被好胜心左右，只想吵赢别人。
于是她退后一点，开始写起一篇较长的小说〈润叔的新年〉，2012年凭此获联合文学奖时她说：“我希望以写作发掘更多的可能：这个世界真的只有敌我对立？只有能言善辩的人才有发言权？”
反对者不一定是坏人 写出被标签者的心事
这次小说集《微尘记》中〈明叔的一天〉，就让人看到不能言善辩的人背后的心事——明叔觉得年轻人一味批评、会叫儿子不要去游行，但最后不得不说出的是：“共产党，斗不过的。”张婉雯说：“他反对不代表他很坏、为了自己利益而选择哪个立场，他只是想安稳，甚至是已经怕了那些事。”
谈到南亚裔男子被警察击毙的〈野猪〉，也还给弱势一点发言权。张婉雯说：“可能那警察也很惊，不知那是什么、会否伤害自己。很多时沟通不到就互相伤害，对野猪也是一样，其实牠比你还怕。”
捡拾日常生活写成故事 叹重建剥夺生活选择
这些故事都缘自生活上接触到的人、事、新闻。走在路上，张婉雯的视线总流连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一片花丛，她忽然说：“这些旧告示牌多有趣。”上面画了一只手，劝人对花草手下留情。偶尔又偷听师奶对话：“这里的菜比外面平一蚊！一蚊买回个心灵！”她就像个故事采集员，无时无刻等着把菜买回来，放进冰箱，“待有空打开雪柜时，咦，齐了，就可以落镬了。”她笑说。
〈明叔的一天〉的杂货舖就是以她在荔景家附近的街市为蓝本，“平日有好多人走来走去，会互相照应。”有次她儿子跌倒在哭，水果档的老板立刻抓起一大把车厘子送他：“不要哭了。”张婉雯惊讶他的大方：“我心想好贵的呢。”有次又在杂货舖发现儿时吃过的茶瓜，这些都成为了她储在心里的材料。
然而这些人事，已随着重建而愈来愈少。张婉雯眼见近年城市急剧变化，决意写一个有关重建的故事。小说集中的〈老猫〉以猫的角度写一间茶餐厅因重建而结业，里面提到牠未卜的前途。张婉雯指小店结业的受害者还有猫狗，牠们最后往往成为流浪动物。
店舖动物本是旧区的特色，“老板自己有自由度，有些养猫，有些今日东主有喜，贴张纸出来就放假。生活方式多元些，没这么闷。”到重建后，换回来的除了是没生气的连锁店，还是没选择的生活。“它入什么货你就只能买什么货，它报什么价你就只能去接受。”她说。
重建如胶杯换名杯 “我只想喝水”
重建一刀拍下来，却听不到这些渴望选择的声音。“我天天用这只胶杯喝水，你说换一只高级王室牌子的杯，你给我500元吧。我心想，我要一只普通杯而已。我没有500元给你，然后只杯就卖给了第二个，那我以后用什么喝水？”她说。在社运中，她常常遇见像录音机的官员，“他们答完他们要答的就不会理你。”
〈明叔的一天〉也写这种制度和社会的压迫，述说一个患重病的杂货舖老人如常开店，遇上政府人员查阻街。“他患病，不只是因为他自己的饮食习惯，而是社会制度给他的压力，但他却很顺从，觉得是这样的了。教会的人来关心，却是以自己觉得对的方法。他的家人可能有关心，但不足够。”
然而单以一支笔，可以撼动世界吗？张婉雯也曾经这样想，直至有天看见一个展览，一些人推着木头车在各区推广手工环保清洁剂，发现别人是如此谦卑地默默做事。于是她记下微小如尘埃的人，然后，“偶尔浮过窗前，让人发现：原来这世上还有阳光。”在《微尘记》的序言她如是说。“每个人都有她的岗位可以发力。”她说。“低沉下去只会更加无力，要保持心境平静，静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