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办忽然反口　阁麟街唐楼不获评级　前港英高官指理据或属推测

中环阁麟街唐楼砖墙遗迹，经过民间保育团体调查后，证实建于1879年，是中环大火后的重建唐楼，具备开埠第一代唐楼背靠背、无后巷的特色。然而，在上星期四（8/12）的古咨会会议上，古迹办自我推翻，提出一份上世纪60年代的租务法庭文件，文件估算该唐楼“probably built in 1930s”，认为唐楼建于1930年代，即20世纪，古咨会采纳该文件，并决定不为遗迹评级，并就决定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
前古咨会委员高添强为此特地向香港史学者、殖民地前高官许舒（James Hayes）求证，曾任职政府32年的许舒回应，撰写该份文件的公务员并非专业人士，对唐楼年份的估计并不准确，通常流于“断估”（Guesstimate）。高添强更说，当日有委员明显对文件内容有保留，古咨会主席林筱鲁却忽视意见，古迹办亦未正面回应质疑。

中西区关注组成员罗雅宁批评，古迹办一度承认遗迹属于19世纪建筑，如今反口，有误导古咨会委员之嫌；而单靠一份文件推翻所有证据，在考古学上犯“孤证不立”之误（只有一个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判定某个推论成立），她说：“怎可能以一句语气明显存疑的说话，推翻民间调查及他们自己之前所做的报告？”

前古咨会委员：古迹办新证据“软弱无力”

历史学家、前古咨会委员高添强一直关注阁麟街唐楼砖墙遗迹，希望能原址保留，令香港人更了解19世纪中环的房屋建筑，以及华洋杂处的社会面貌。他直指古迹办以一份租务法庭文件中，仅有的一句话：“（唐楼）可能建于30年代”，便推翻民间保育团体一年的调查与付出，而古咨会成员也有欠专业，难作正确判断，他质问：“以前古咨会委员不比现在多，但每人皆对古物古迹有一定认识，现在为讲求common sense（常识）而委任不同界别人士，是否背离专业原意？”

他不接受会议结果，故向许舒查询那些文件是否可信。退休多年，现居于澳大利亚的许舒以电邮回复，说自己1966年任职华民政务司署（民政事务局前身）期间，负责监督司署的租务调查组，这调查组由两名EO（行政主任）负责撰写文件提交租务法庭，但他们没有古物古迹方面的专业，而这份工作本身亦不要求他们精确估算每座建筑物的年份，所以文件提到租务调查组经常推测（Guesstimate）建筑物的年份。

殖民地前高官撑保育阁麟街

许舒在港英政府工作多年，通晓中文及广东话。任职新界理民府时，他专责处理荃湾城乡发展，协助村民搬村，平衡各方利益，最后官至新界政务署署长（1985-1987）；同时他对香港本土历史具深厚兴趣，涉猎维多利亚城历史、清代新界乡村史、香港殖民地政府架构沿革等。他其中一本著作《Tsuen Wan growth of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中译本为《沧海桑田话荃湾》），为本土城乡发展研究提供重要贡献。

他在电邮中更表示阁麟街遗迹“This is worth-doing”（值得保育），稍后将向古咨会发信反映意见；高添强则强调，不容这份软弱无力的文件，推翻阁麟街遗迹原来的历史。

罗雅宁：古咨会主席处事儿戏

除了高添强，罗雅宁亦有旁听古咨会会议。她觉得会议过程儿戏，委员的提问往往被主席林筱鲁及古迹办“游花园”。她忆述，委员林中伟质疑租务文件对唐楼判断的专业性，但主席林筱鲁多番强调“这是一份法庭文件”；当林筱鲁着委员投票是否信纳租务法庭文件时，委员何培斌明言“我hesitate（犹豫）啊主席！”，但同样被林筱鲁忽视，并通过不予评级的决定。

罗雅宁一直关心事态发展，她翻阅会议后古迹办发布的文件，更发现文件内关于遗迹的照片，似乎刻意营造遗迹处于民居之中，杂物多，环境恶劣的观感。她曾多次视察遗迹所在，说确实有段时期杂物较多，但目前已经清走，她怀疑古迹办刻意为之，“似乎想说服公众，遗迹是一道烂墙，没有保育价值。”她感慨古迹办身为香港主要保育历史建筑的机构，竟然倒行逆施，拒绝用心保护旧建筑。

罗雅宁呼吁市民趁一个月公众咨询期内，响应中西区关注组发起的联署行动，要求将阁麟街唐楼砖墙遗迹评为一级历史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