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One停业】香港人均书店全球第二多 周保松:但选择少

撰文: 郭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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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连锁书店Page One昨日(17日)起已全面停业,2间分店大闸关上,爱逛书店的人又少了选择,有学者大感可惜,“一间书店的消亡等于关了一扇文化窗口”。香港的书店虽从此少了2间店,但原来在香港买书“其实唔难”。

周保松惊讶香港书店人均密度比多个城市高,感叹独立书店愈来愈少。(陈焯辉摄)

根据研究世界32个主要城市文化面貌的“The World Cities Culture Forum”统计,香港书店总数为1,540间(2014年数字),远高于纽约(839间)、伦敦(360间)、柏林(245间)、阿姆斯特丹(136间)等多个外国城市,亦比诚品书店发源地、被喻为文青城市的台北的476间多出超过3倍。而书店的人均密度更只仅次于巴黎,平均每十万人就有21间书店,台北和东京分别只得17.6间及12间 。

然而,翻查香港统计处资料,香港书店数量指的是“书报及文具零售店”总数量,即该统计数字除书店外,还包含文具店、书报及文具店、报摊及水彩零售店。而统计处最新统计数字为2015年的1,460间,比起2014年数字,即一年内有80间书报及文具零售店消失。统计对象涵盖甚广,或因许多本地报摊、文具店均会兼售图书、小说及教科书等各类书籍,记者问过一些年轻作家、读者,他们均表示小时候自那些店舖养成阅读兴趣,至今仍有这一习惯。

Page One由昨日(17日)起全线停业,爱看外国杂志之人更难找到一书读物。(资料图片)

买书的地方虽多,爱书人的选择多吗?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是有名的爱书人,也爱逛书店,即使Page One卖的书不是他的口味,他却每次都逛上数小时。

“Page One卖很多设计类的英文书和外国杂志,其他书店都难找到的。城市有很多不同的人,而书店是一个文化窗口,不单是一种商品。书店可以办沙龙,放什么书又可以set agenda。一间书店消亡,等于关了一扇文化窗口,很可惜。”他说,逛书店很好玩,他看的是人文风景,不单纯是为买书而入书店,而是一种学习与探索。

周保松:香港书店种类满足不了我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是有名的爱书人,一书在手,不理蚊叮与尘拂,与书外世界隔绝。(受访者提供)

“2000年初之前,旺角城市中心整幢大厦有很多书店,有很多卖简体书的,后来人民币升值就没有了。”相比80年代,周教授认为香港书店选择愈来愈少。他说爱看书人都爱到楼上独立书店,很少到商务等大书店,所以即使他现居中文大学宿舍,买书也“只能出旺角”,因有较多独立书店,序言、乐文都是他的“蒲点”,可惜随着大财团扩张与网上购书平台出现,独立书店正逐渐消失,例如因出售简体字学术书而闻名的文星图书、设有座椅方便市民打书钉的洪叶书店等地已结业。

对于香港书店人均密度高,他很是惊讶,“香港具规模、主要卖书的书店其实有限,书店执一间就少一间。老实说,香港书店种类是颇满足不了我。”特别是大陆出版的学术书,一些专代理此种书的独立书店结业后就更难找。因此,他有时会到别的城市寻书,逛台北、深圳、伦敦等的书店。

然而,香港却曾是他过足书瘾的福地,80年代从内地来港,他第一件做的事,便是到楼下租书店和公共图书馆借书看。

周教授从小就什么书都看,哪里都能看。不像现在的文青能在书店打书钉或在咖啡店边呷咖啡边看书,他的看书之路是在内地农村的街边书摊,喂着蚊吃着灰麈开始。

序言书室是周保松爱逛之地,他说:“逛书店很好玩,看到不同的人文风景。”书店不止售卖商品,也是一扇文化窗口。(陈焯辉摄)

从踎街边看书到楼上书室打书钉   “书店是文化集中地”

周教授生于大陆偏远农村,少时家贫,买不起书,便在街边两棵树间,以长绳连起来的书摊租连环图看,两分钱一本,但不能借走。他一看书便入迷,坐在小板凳上如入无人之境,也不理夏天蚊多与路上的灰尘,看至书摊收档。

后来懂的字多了,不满足于公仔书,小镇上却没有图书馆,惟有借机到别人家串门子,看看有没有书可读。由于对文字太饥渴,他有书就读,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因书内的战争场面让他读得津津有味。

周保松坦言年少时读的书很杂,课外书对身在大陆的少年可谓奢侈品。从月刊《武林》看过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但报上连载却有天倏然不见,害他苦不堪言,直至找到小镇上的地下书室,“我仍然隐约记得,那家书舖屋子晦暗,里面除了书,什么也没有。”那些书都是金庸、古龙和梁羽生,全用牛皮纸包上封面,由店东专门托人从香港偷运回去,只有熟人介绍才知道。

来港后彷如开了一片读书天地,鸭寮街的书摊、图书馆和书店全都是他打书钉的好地方,“好惊老板闹㗎,咪唯有睇一阵,记住页码,下次再来。”比起从前,周保松说现在的读书环境当然较好,但对书店的未来,他是“难以乐观的”,“以前较多小型书店可生存,各有特色,有的卖旅游的,有的卖宗教类的,满足不同人需要。”

“现在也多了有心人尝试不同的经营方式,如在街市搞书店、办漂书活动等等。”记者道。

“但现在租贵,经营书店吃力多了,所以书店的规模和种类都少了。”他归咎于香港并无政策支持书店经营,“是无意识要支持书店,但书店是文化集中地,不只是商品。”周教授重复说。

书店除了卖书,也可以办沙龙、做展览,而放什么书亦可以set agenda,不是网上店可以代替。(梁鹏威摄)

周保松认为香港该向台湾政府借鉴,如补助年轻人开设书店,如讨论图书统一价格,又如提供实体书店营运补助,让书店继续生存,成为社区的小小文化中心。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曾说过:“独立书店的存在,不仅是出版产业通路的一环,也是国民美学的散播种子,大人、小孩固定到社区书店看书、买书,生活的情感很强烈,但是透过互联网买书,就少了背后的人际网络关系!文化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单单只是买书,也牵涉到去什么地方买书,让怎样的书店可以继续存活下去。 ”

周保松曾在一篇文章写道:“一个人在年少时,在什么环境下读什么样的书,大抵也就构成他其后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