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统局旗手厌倦官场倒果为因：“最理想的世界不需要补习社”

闻说深水埗有间口碑很好的楼上补习社，是香港首间实践正向教育的补习社。不为谷成绩而操操操，反而重视小朋友的情绪，发掘优点，教小朋友静观。来补习的学生会自发清洁课室，留在课室至晚上8时多也乐而忘返，要家长打电话来三催四请回家。这间补习社叫“昭悦教室”，我没有机会亲身看看这斗室的小朋友是否真的会蹦会跳会笑，因为这间社企补习社已于8月下旬因租约期满而结束。摄影︰黄永俊影像协作：曾梓洋

“如果每个家庭都可以自理，最理想的世界并不需要补习社。昭悦教室做了两年，本来想示范给家长与教育局看，不是死谷烂谷就得，小朋友做得不开心，你怎样逼他的脑也不会开，我想让家长、老师知道怎样教育孩子。”创办人程沛玉说。

“求学不是求分数”的理想与现实

她是有份推动“求学不是求分数”的前教统局官员。教育统筹局（即现时教育局）于2004年曾扬言要“创建教学新文化”，两年间斥资200万推出13辑电视宣传片，大力宣扬“求学不是求分数”。记者大胆说，听到这宣传时我开始准备公开试，好老实，玩咩？这句口号实在反高潮。当时记者尚未考公开试，模拟试已考了4次，连除夕夜都要补课，为的难道不是一次考试、一堆分数？

沉浸在制度多年，她说，身在局中，有美好愿景也无法实践。像“求学不是求分数”，没有人会说这句口号有错，只是落地之后变了样－－当初，他们却的确希望学校以持续评估、专题研习代替一试定生死；但最后，交（或抄考）研习报告却仍是为了应付局方要求。说完，她没有继续辩解：“我在公营机构做得意兴阑珊，往往倒果为因，不是我想做的事，做了十几年，好迷失。”

在香港读公共行政、英国读社会政策硕士，做过公关、广告、画廊、大律师公会、雇员再培训局、教统局，大半生找不到终生志向。7年前离开人工高、福利好的岗位，到处当义工，寻找人生目标，于妇女基金会由义工做到现在的副行政总裁。个子娇小的她，坚毅执著的能量却超乎想像。昭悦教室未结束前，她上班前、下班后处理教室行政事务，并以自己人工撑起开支，两年来蚀了几十万。

因为找不到合适地方，补习社无法继续经营。为此，她哭得眼都肿起来。如今再忆起两年来的种种，程沛玉还会滔滔不绝地忆述：这个学生来的时候心灰意冷，那个家长来的时候无助困惑；班房好嘈，没有规矩，便让他们在自由之中学习自律，例如她会问学生：“你也有份嘈，你觉得可以点？”小朋友又会撕开废纸箱制作做武器，她说：“人与人之间有好多东西发生，这样才学到Social Skill。”

问题学生 vs 问题社会

她接触过很多“问题”学生，不过这些“问题”，都是逼出来的。她说：“好多学生来的时候信心尽毁，因为之前去那些补习社，我学生叫那些做黑心补习社，又打又骂，只懂得叫学生背诵。他们成绩都很好，但是不快乐。有学生甚至跟妈妈说：‘我想死’、‘你再逼我，就好似佢哋咁跳落去’（指年初的学生自杀潮），他们未必知道跳下去有什么后果，只说：‘总之跳落去啰’。”

现今的教育制度、社会环境，都迫使新生代喘不过气来。病源到底从哪来？

“因为成功的定义与学业、成绩挂钩，若非大学毕业就是‘废柴’。于是家长就开始惊，如果不跟大围做，良心会受责备，这种情绪一路蔓延到小朋友。有小朋友跟我说，最憎大人讲边个叻边个叻：‘听到我好嬲，成日想打爆佢哋个头。’”

除了喜欢比较，现今的教育亦不容许孩子犯错。“有老师会在午饭期间、放学之后打给家长，说最近错了很多功课，小朋友是不是有问题？如此一来，家长便会有压力，但老师的压力来自哪里，你猜老师不想食饭？小朋友坚持错的答案便由他错，我们不应该讲答案，而是解答案。我补习社的小朋友做功课时，也不应该有老师常伴在左右，否则他们回家便无法自己做功课。所以很多学生刚刚来的时候，要用很多时间去建立自学能力，例如自己看手册、执书包和做功课等。港孩是大人造成的，我们没有借口。”

她认为，现在许多家长只重视“硬件”，要子女学习很多知识，却忽略了“软件”，即是孩子自理和面对困难的能力，以致有小朋友逢考试便生病，遭遇挫折迅即崩溃如世界末日。

程沛玉说，昭悦教室是一个示范，以正向教育发掘优点，再将之发挥；接受小朋友的情绪，让他们表达。现在补习社结束了，却剩下一堆满载笑容的照片，她说，以后会打游击战。

以图像、字母教少数族裔学中文

就像这天到深水埗中圣书院，学校老师愿意于周六借出课室，予少数族裔学中文。参加者包括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裔的小一至中一学生，他们从香港仔、将军澳等不同地区前来上课，不少家长更陪着小朋友学习。

像来自巴基斯坦的艾沙和诗言两姊妹，她们的爸爸虽然不懂说广东话，也与两个女儿齐齐看着黑板，指手划脚，摆出“十字死光秒杀怪兽”的手势，原来是在用动作代替抄写，学习中文笔划。

程沛玉找来专教外籍人士中文的陈耀良一连上8堂。陈耀良本来在银行的电脑部工作，但由1999年开始，便研究将中文笔划转换成字母，更以这套字母自创输入法。9年前辞职专心研究如何教中文。他将中文笔划砌成21个字母，例如“山”，便是一栋加一个兜。上课时，便边读“山：竖、兜”，边将手直放，代表“竖”，两手屈曲朝天，代表“兜”，以图像加强记忆。

正向教育重视成功感

鼻梁上架着金丝框眼镜的陈耀良说：“1983年我在英国读书，要揾外快，所以帮外国人补习学中文，但教了几个月都是太阳月亮，怎样教也不识。记音好快忘记，像中文的‘长大’、‘长短’有两个音，外国人怎记？所以他们看到中文字会惊，所以这套方法是先让外国人学懂怎样写，记得形状，懂打在电脑，再上网查字典，才不会惊，才有成功感。”

程沛玉所说，没有实体补习社，打游击的意思，就是像Pop-Up Store（短期店子），有空间便教，用各种方式改变扭曲的教育生态。昭悦教室两年来的经验，让她感受到求变的不只她一人。有家长说，感谢她在女儿心田里播下种子，发了芽，因为家中环境太舒服，父母太疼孩子，难以让他们主动学习。程沛玉让孩子感受到他们是教室的一部分、是另一个家－－“嘈你有份嘈，脏你也有份脏”。这种责任和归属感竟能让孩子们主动清洁班房，甚至洗厕所，使家长们瞠目结舌。她深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方法。她渴望终有一天，能看到香港的教育，不再是硬生生地“撬”开孩子的脑袋，灌进知识（分数），而是培养学习动机，做到真正的“求学不是求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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