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众筹全球登报　G20团队成员：整件事无领袖

两个月反修例运动以来，连登讨论区和Telegram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行动平台。
继G20及《中英联合声明》众筹登报，最近连登“我要揽炒”团队再跟“G20团队”发起众筹，计划于8月17日、18日在各国登报，将8月11日警方于地铁站内发射催泪弹、近距离向示威者举枪及示威者疑被布袋弹打盲眼睛几件事带上国际舞台，并在八月底行动“争取各国同时制裁港共一干人等之战争罪行”。众筹启动一小时，已筹超过目标的100万美元。
回想6月众筹登报一役，“整件事真系好leaderless、好organic，大家有嘢做就埋位。”“G20团队”的成员之一Tony（化名）说。
记者：李慧筠

经Telegram相约Tony访问，不时需要以TG定时删除讯息历史的功能，交换各自身处的地点。Tony说，如非早认识记者本人，为保护自己及核实对方身分，他们通常会要求记者在卡片旁边写上作记认的密码再拍照传送，作为offine版的Two-factor authentication（双重认证）。除了访问相关团队运作模式，其他个人资料，Tony一概三缄其口。

在Telegram的世界，行动、速度、安全为先。

“隐形”、“非常精密”的“大佬”？

6月28日、29日是日本大阪G20峰会举行之期，决定众筹登报之后，本不相识的网友自动埋位加入行动，再因应各自兴趣和能力分成不同小组。短短时间，有人迅速建立众筹平台和户口；有人负责24小时打给世界各地报社；负责登报内容的小队，针对各国情况以当地语言书写稿件；设计团队配合报纸要求，绘制了各种登报设计。

这些还不止。幕后有人预先垫支登报费用，有会计负责预算，有义务律师协助，有公关负责联络传媒，有网战组监察各大平台hashtag、关键字；这些一个个小组行动点，最后靠统筹小组连成一线。

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连串示威活动有一个隐形、非常精密的大佬，懂得善用telegram、连登和AirDrop等方式发起示威。记者问道，G20团队如何组织？有多少人？Tony 如此回应：“好多传媒都想知，但点答啫？整件事真系好leaderless、好organic，有嘢做就埋位。”

众筹登报前两日：写网页、研法律、翻译外语

团队从零开始，很快扩大。他们没有特定招募会计处理预算，便有人介绍会计朋友入组。有人认为法律方面要再细心处理，主动加入群组提出意见。有人因为懂得外语，加入帮手翻译。Tony是程式开发人员，也帮忙写网页，“边个想写就写。我都有份，但唔系你而家见到个版本。头尾有几个版本，最后边个靓，我哋再replace。”

众筹完成到登报死线之间，只有两日。“两日时间，我哋要做晒全部嘢。香港时间三四点，大家顶唔顺就休息，有啲人早起身，七八点又再开波。”Tony说：“你问我有几多人，大到一个位，无人知有几多人同几多群组。安全问题，有人入有人退组。我哋唔使睇人数，只系做事，有人做就得！”

6月25日，呼吁世界各地公民与香港同行的文宣，以不同语言和设计刊登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地报章。G20团队成功在死线前登报之后，Tony以义务帮手的身分写过一封公开信，他形容整件事是奇迹。

自动自觉 进化的行动模式

Tony形容大家的行动方式进化了。“大家发现不需要有组织都成事，快咗，不用被组织、架构框住。”这于实际行动和网上行动而言，是同一道理，“当一刻的行动，大家有个board的目标，在这目标底下有咩要做就做。要封一条马路，大家自动自觉就放雪糕筒，而不是由边个负责。”他说：“每个人似脑细胞，决定自己做咩。”

这种行动方式带来最显眼的效果，是速度。“为何要快？整场运动，每一刻不断变，你很容易跟不上突发发生的事情。”访问当晚马鞍山疑有警察向行人天桥发射胡椒弹，“你慢慢执旧闻，来不及应对眼前情况。”

无大台　拿回自己的权力

常说反修例运动是一场“无大台”、“无领袖”的社会运动，示威者对于意图代表和控制整场运动走向的呼声小心翼翼。“无大台之后，好多小组去行动同决定，拎返住自己嘅Mandate（权力），而唔系将佢交畀大台去做。一来，大家对于每件事嘅变化，反应快好多；二来，每个人有ownership，感觉强烈好多，决定参与的动力会更大。”

无大台不代表行动者不会互相沟通连结，连登在此就扮演了收集意见的平台。“有件事想问下大家或向大家解释，比如韩国青岛事件。又例如拣边份稿好？A就正评，B就负评。我会说，有些行动在telegram做紧，然后由连登、tg channel或facebook 广播出去。”

落街散步都系社运？“这是全民民主”

Tony提到2014年港大PopVote“6.22民间全民投票”曾经实现的全民公投行政长官选举方案，“那是一种尝试，而今次是bottom-up方式，票都无埋，你直接用行动表达你支唔支持。这是全民民主其中一个体现方式。”

没有大台，对Tony而言少了标签，行动变得更来去如水，也让每个关注的人可以更容易找到舒适的位置投入。“你可以说社会运动，但反而更易令不想投入社会运动的人去做——我帮你设计咋嘛；或者街坊，我落嚟花园散个步、食个宵夜，咁系社运呀？好啊。大家以自己价值观、道德和接受程度去参与，而不是说，我要先认同社运大台，再参与某些行动。”

两日做到全球登报　“好多问题可以解决”

Tony自言本是个和平游行族，顶多在集会时间结束后于未通车的街上蹓跶。基于对大陆司法制度不信任，他开始关心反修例运动，后续发展有两件事叫他最难以接受。“一百万游行无反应，照二读。尤其死人（示威者梁凌杰）之后，都无反应。”他说：“系过咗道德底线。你的良心过不过得去？”第二件事是7.21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一事。 “有班人持武器无差别攻击途人，系恐袭。二系警察闩警署闸，更离谱。”

运动发展至今，不只是无名示威者，律师、医护和公务员等都自组集会，促政府回应五大诉求；但政府仍未明确回应，而不断有示威者被捕及受伤。一切会否徒劳无功，想过放弃？“有咩好放弃？”Tony说：“可能是developer的职业病，有人report个bug，可唔可以reproduce先？唔得的话，咪下一份。如果一个问题，无行动做到，就唔好理。有行动做到，你就选择做定唔做，例如罢工。”

六月众筹后那封公开信，Tony和团队成员为离世示威者写下了这么一句：“逝者安息，香港人与你同在。如果一班唔识嘅人两日可以做到一个全世界见到嘅media campaign，呢个世界应该好多问题都有解决方法。”

对于香港这个bug，他淡淡然：“拆啰。你第一日游行时，会不会觉得一次游行就有人落台？你得两个选择，一系游、一系唔游。放弃的话，下星期我去睇戏，唔去游行，你不觉得好荒谬吗？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我不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