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与社区・二】伦敦东部工业区“再生”　环境绿化但仕绅化？

巴西奥运揭幕在即。每届运动会背后，总有大兴土木来成就运动员的汗水与泪水。此系列会回顾过去几届奥运会主办国、当地居民和社区的故事。巴西维拉蒙扎（Vila Autódromo）居民因为兴建奥运场馆而被逼迁，与之相比，住在伦敦东部的工业区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居民似乎幸运得多，区内环境反因兴建奥运主场馆而得到改善和绿化；但同时不少工厂小店却被逼结业。在伦敦奥运落幕4年后的今天，奥运带给斯特拉特福的变化到底是好是坏？

曾为工业区　吸收重金属毒素的土地

伦敦的发展空间早已饱和，政府为挤出空间兴建场馆，只好向一些旧区“埋手”，如19世纪时期的工业城市斯特拉特福。

斯特拉福特在伦敦市的东边，距离市中心约7公里。19世纪中期，斯特拉特福曾是英国铁路工业和货运业重镇；但同时因高度工业化而市内环境恶劣，大文豪狄更斯的弟弟Alfred曾形容，这区霍乱肆虐、排水系统参次等。而随火车制造业没落，该区更一度只剩下货仓和吸满了重金属或其他毒素的烂地，如奥林匹克体育场（Olympic stadium）所在地曾是欧洲最大型的家电弃置地“冰箱山”（Fridge Mountain）。

逼迁的居民　消失的商店

与巴西的情况一样，在奥运主场馆动工前，斯特拉特福区内不少居民和商户都被逼迁。原是单身人士聚居的“粘土巷住宅区”（Clays Lane housing estate），在2007年因奥运工程而被拆卸，区内425名居民须另觅居所。其中一名受影响居民朱利安（Julian Cheyne）指，居民普遍在附近工作，而且“粘土巷住宅区”的租金便宜，自成一角；清拆令他们要搬到租金更贵的地段，部分人更因此失业。政府曾分发赔偿给受影响居民，但往往来得很迟，而临时房屋在2008年5月才能入住。另外，即使他们已于数周内搬走，却仍有人指摘他们搬得太迟，阻碍奥运进度。

区内不少工厂及商店亦受奥运影响，一些租户更索性结业。电单车维修店员工梅洛（Gileno Melo）指，他们已在斯特拉特福区营业逾13年，舖位亦不错，但亦被逼搬迁，否则所有财物将被锁起，“赔偿的金额很可观，但因我们只是租户，甚么也没有。”另外，福尔曼（Lance Forman）的烟三文鱼厂，在落成几年后就因奥运而必须拆卸；而那年他已107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朱丽叶教授（Juliet Davis）指出，这些受影响商店，尤其是餐厅，大部分倚靠“街坊客”。因此，这些商户虽然获得搬迁赔偿，但实际上却失去本来的客源，需要重新建立顾客网络。

工业区烂地​变身住宅区

不过，奥运为斯特拉特福带来的，除了清拆与逼迁，还有绿化。建筑团队在区内大举植树，净化及消毒土壤，多幅原工业区烂地，已平整为“Queen Elizabeth Olympic Park”奥林匹克公园；而位于斯特拉特福德沼泽（Stratford Marsh）附近的汽车废弃场，现已变成一半行人路一半建筑地盘。区内还计划兴建大学校舍及博物馆，去年11月，该市政府宣布为此筹集资金，开始募捐活动。

同时，区内设施也得以改善，斯特拉特福变得更加宜居。除了改善交通网络，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计划改建成可住8000人的新房屋供应仓库，而其中40%为政府提供津贴的“经济房屋”（affordable homes），如原运动员村（The athletes’ village），已改建成名为“东新村”（East Village）的住宅小区，提供2818个新单位，但其余几个小区仍未动工。

奥运带来“再生”还是仕绅化？

除了“遗产”，当年伦敦奥运筹委会还喜欢说“再生”（regeneration）。这是一个80年代兴起的经济学概念，指“在一个地缘范围投资时，财富会涓滴到最有需要的贫困地区”。但英国作者及记者Anna Minton认为这是一个谬论（fallacy），“庞大而空旷的大型商场、私人办公室以及被隔离和围起的公寓，只起到了坚固的社会和经济分化作用”、“最有需要的贫困地区没有受惠”，指出这种发展模式在带来高利率增长的同时，利益的分布非常不均。

“粘土巷住宅区”居民朱利安认为，奥运工程期间区内已出现“仕绅化”（Gentrification ）现象：“其实也不只是因为奥运，但奥运是一种特殊的过程，让人可用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抢到大片土地，又可透过规划部门控制该区⋯⋯原本由穷人占据而有价值的土地涨价了，然后穷人只好搬到区内更不堪的地方。”